[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哲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而哲学的创新活动离不开“笨想”。高清海教授培养研究生时，强调他们要善于“笨想”，就是要求他们自己开动脑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着力解决问题；而不满足于拾人牙慧、随声附和。
■ “笨想”首先强调的是“笨”。这里所谓的“笨”就意味着悬搁他人文本，抛开即成定见，回归本已视阈，开启个性思维。
■ “笨想”说发端于对哲学学科治学之道的洞见。但是，毋庸置疑，它对其他学科的适用性同样彰明较著。
■ 当然，“笨想”之于治学的意义似乎容易理解，但是要将“笨想”付诸实践却并非易事。我国外语学界近年来展开了多次教育思想大讨论，在课程设置上也推陈出新，在本科阶段增加了诸如中国思想史、西方文明史等启迪学生思想的课程。
“笨想”说溯源
这里的“笨想”一说，应当追溯到我国已故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先生。他在被问起自己的治学之道时，就明确回答是“笨想”。高清海教授生前在为研究生授业传道时，也经常教导他们切忌讨巧、不要试图寻觅捷径，而要脚踏实地、勤于“笨想”，乐于苦思。“笨想”作为一种哲学研究之道，不啻使高清海先生本人成为我国哲学界的一代宗师、为中国哲学体系从前苏联教科书哲学窠臼中解放出来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为得其真传的晚辈后学在我国哲学舞台上有所建树授以利器。
高清海先生的及门弟子孙利天教授就曾专门撰文，系统阐述了为什么哲学作为“爱智慧”的学问却需要“笨想”（《哲学中国》 2012年5月2日）。哲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而哲学的创新活动离不开“笨想”。高清海教授培养研究生时，强调他们要善于“笨想”，就是要求他们自己开动脑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着力解决问题；而不满足于拾人牙慧、随声附和。具体到哲学研究，就是要摆脱各种现成哲学文本的束缚，力图以自己个性化的语言陈述问题、阐明观点、参与哲学对话，以免囿于现成的他人文本而无法找到自己的视角、甄别自己的问题、构建自己的观点。
“笨想”说探幽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把人界定为有理性的动物。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够进行抽象思维活动，形成概念、做出判断、进行推理。十七世纪的迪卡尔更是振聋发聩地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大意是，我们唯有通过思想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类似这种关于思想作为人之规定性特征的宏论在哲学文本中不乏其例。但是，像高清海先生明确提出以“笨想”作为哲学治学之道者实属鲜见。
高清海先生身体力行的“笨想”，绝非愚昧拙笨的胡思乱想。身为年仅二十六岁时即由匡亚明校长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的学界骄子，他学养智力卓而不群自不待言。所以，他提出的“笨想”必定有其深邃的内涵与深刻的寓意；不仅蕴含着治学的大智慧，更体现了为人的大道理。像许多蜚声四海、成就斐然的学界泰斗一样，高清海教授虽然学富五车、满腹珠玑，却低调谦和、虚怀若谷；尤其是他那种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勤勉精神始终为无数弟子所仰慕。从一个小小的例子中，高清海教授学而不厌、勤学苦读的精神，就可见一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在“爱智慧”的海洋中搏击，沿着先哲的脚印在崎岖的小径上登攀。而北京的名胜古迹却无一留下过他的足迹。这真是大智若愚，宿儒自视“笨鸟”。有道是，“笨鸟”先飞早落林，“笨想”方得真学问。
“笨想”既然不是愚思拙想、更不是胡思乱想，又不是一般意义上搜索枯肠式的苦思冥想，那么，什么才是高清海先生 “笨想”之真谛呢？“笨想”首先强调的是“笨”。这里所谓的“笨”就意味着悬搁他人文本，抛开即成定见，回归本已视阈，开启个性思维。为此，就必须杜绝一切“小聪明”、摒弃所有走捷径求速成的希冀、改变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思维定势。代之以求实创新、直面现象本身的勤思苦想；追问那些或者似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东西或者看似不言而喻、不言自明的道理。
值得指出，由前文所述可见，高清海教授提倡的“笨想”乍一看似与维特根斯坦“要看，不要想” 的口号互不相容，但事实上两者并无相互抵牾之处。正像高清海先生并不意在宣扬黔驴技穷式的愚思拙想，维特根斯坦显然也不是要哲学家中止一切思考，否则，他作为哲学家无异于痴人说梦。维特根斯坦强调的是，悬置哲学家的千年成见，直面语言使用现象本身，观察分析语言使用现实，消解语言空转时产生的哲学问题。我们在此无意对哲学奇才维特根斯坦后期理论做出褒贬；只是想表明，从某种角度看，维特根斯坦的“要看，不要想”之深层意蕴同样是在倡导一种“笨想”说。
诚然，达致“笨想”的至高境界，无疑只有那些开启学界先河、引领学科走向的学术大师、学界泰斗所能企及。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普通学（习）者就不应当或不可能将“笨想”作为治学之道。既然选择了追求学问、以学术为业，学术就已成为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真正的学术之途离不开创新，而创新须臾离不开“笨想”。“笨想”尽管不是治学的全部过程，但却是学术创新的根本环节。当然，提倡“笨想”，并不旨在否认知识积累、“巨人肩膀”的重要。任何知识创造、学术创新无一不是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实现的。而要从前人的知识积淀中汲取养分，苦读乃必由之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头悬梁，锥刺骨”式的苦读实乃“笨想”说题中应有之义。“‘笨想’既是以‘钻进去’的‘苦读’为基础，又是以超越‘苦读’的‘跳出来’为目的。不以‘钻进去’的‘苦读’为基础，所谓‘笨想’就只能是没有根据的突发怪想或胡思乱想，要么什么也想不出来，要么想出来的没有意义。但是，如果只是‘钻进去’的‘苦读’，也难以形成‘跳出来’的‘思想’”（梅国鹤 2012年7月8日《孙正聿：苦读与笨想》‘东方财富网’）。古人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苦读（熟读）与“笨想”（深思）二者缺一不可。但是，无论是“笨想”还是“苦读”，都蕴含一个“实”字——勤奋踏实地“苦读”，求真务实而“笨想”。
遗憾的是，在社会普遍浮躁的今天，浮夸之风盛行，快餐文化迷漫。学生学习找捷径求速成、学者治学急功近利企求立竿见影，已绝非个别现象。安心苦读、乐于“笨想”者则可能被耻笑为不识时务的迂腐之徒。诚然，社会状况的改良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非学界一隅所能完成。但是，正像许多有识之士呼吁的那样，我们应当从净化学术空气、改善学界环境入手，推动整个社会环境的优化。有鉴于此，窃以为，在学界大力倡导“笨想”不失为治理恶劣学术生态的一剂良药。
“笨想”说践行
“笨想”说发端于对哲学学科治学之道的洞见。但是，毋庸置疑，它对其他学科的适用性同样彰明较著。无论是人文社科，还是理工农医，大凡需要创造知识、创新学术的学科，其可持续发展无一例外地依赖于从业人员、尤其是学术精英的“笨想”。但是，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谈论其他学科恐有班门弄斧之嫌。所以，谈谈自己相对熟悉的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或许更加稳妥。当然，这样的谈论无疑也只能是挂一漏万。
众所周知，如今业已成为一门显学的语用学，它真正崛起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只是在上世纪后半叶。语用学公认滥觞于西方语言哲学中的日常语言学派的思想。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无论是前面提到的后期维特根斯坦，还是言语行为论的鼻祖奥斯汀、会话含义理论的创立者格赖斯，无一不是“笨想”哲学的践行者。先以引起语言哲学界一场“哥白尼式革命”的奥斯汀为例。奥斯汀通过“终止存在判断”，悬搁他人文本、直面语言现象，创立了他称之为“语言现象学”的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理论对自古希腊以来在西方独执牛耳的主流语言观革故鼎新，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言语行为理论的重要意义可从以下引自施太格缪勒的这段评价中得到佐证：
“说起来真是荒唐。而且对于过去2500年间所有那些以任何一种方式研究语言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件令他们感到[汗顔] 的荒唐事，即他们竟然没有远在J. L.奥斯汀之前就做出一种其本质可以用一句很简短的话来表示的发现：我们借助于语言表达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行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到有一位哲学家发现存在着像言语行为这样的东西时，甚至可能已经是现代哲学中‘语言学转向’几十年以后的事了。”（《当代哲学主流》1992：66）
言语行为理论在当代的非凡影响还体现在，许多学者已经将其当作了语用学的代名词。试想，若不是秉持“笨想”的精神，践行“笨想”的思想，摆脱关于语言性质与功能的传统定见，不懈追问“什么是语言的本质？”“语言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等一系列看似不言自明、不容置辩的问题，奥斯汀如何能够最终形成改变时代观念的真知灼见呢？无独有偶，影响力可与言语行为论比肩的会话含义理论，同样是通过几代理论家的“笨想”，历经了从经典格赖斯、新格赖斯到后格赖斯的发展嬗变。广言之，当代语言（哲）学中的诸多创新性理论学说，如：戴维森真值条件语义学、克里普克历史-因果指称论、塞尔意向意义论、雷卡纳蒂真值条件语用学……，毫无例外地源于“笨想”实践，生发于种种匠心独运、别开生面的“思想实验”。受之启迪，我们是否也可以践行“笨想”，追问诸如“语言研究应当以直觉（intuition）为依据吗？”（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应当以谁的直觉为依据？是所谓专家的直觉还是大众的直觉？”“如何界定语言研究所依据的直觉？”也许有人会说，这些问题语言（哲）学家乔姆斯基（与爱因斯坦一同被誉为20世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思想家之一）不是早已明确做出回答了吗？实际上，受乔姆斯基的影响，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语言研究必须依据专家直觉”几成语言学研究中的金科玉律。但是，反思这些看似无可辩驳、天经地义的成见定论，“笨想”这些关乎语言学学科性质与发展路径的问题，或许能将语言科学引入别开洞天的新境界。
当然，“笨想”之于治学的意义似乎容易理解，但是要将“笨想”付诸实践却并非易事。对于外语专业出身的人而言也许尤其如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特别是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乃我国教育的痼疾。这一现象在外语专业教育中尤为显现。客观上这或许可以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外语教学的特点。外语教学旨在培养具有近乎于本族人的语言能力。刻意模仿、反复操练、积极强化，是基础阶段的主要教学方法。这也许使很多学习者不同程度地养成了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习惯。对于学习地道的外语这种方法或许有效，但对培养思辨能力却十分不利。思维能力培养在外语专业教育中的缺失近年来不断遭到诟病。外语专业赴国外大学的留学生也经常由于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有限而使学业遭受掣肘。有鉴于此，我国外语学界近年来展开了多次教育思想大讨论，并通过更新教育理念、改变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推进外语教育的全面改革。在课程设置上也推陈出新，在本科阶段增加了诸如中国思想史、西方文明史等启迪学生思想的课程。此外，包括我校在内的不少高校还将语言（分析）哲学列为博士生学位课程，以期能使学生在思想大家与学界翘楚大智慧的熏陶下，踏上摆脱无知、超越已知、创造新知、体验真知的“笨想”之路。
学者小传
刘龙根，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获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获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获博士学位；1982年2月至2006年6月在吉林大学任教，1992年10月晋升为教授；曾任原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副主任、主任，2001年5月五校合并后任（新）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7月调任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曾任常务副院长、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副主任（2001年至今）；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一、二、三届委员。1995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获宝钢教育奖、2003年获吉林大学教学名师奖、2010年获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名师奖。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语言哲学等。曾承担并完成世川良一优秀青年基金项目以及教育部和全国大学英语考试委员会研究项目多项。目前正承担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 “后格赖斯视阈下的语义学/语用学界面研究” （10YJA740064）的研究工作。曾先后在《外国语》、《中国外语》、《外语学刊》、《学习与探索》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出版专著与教材10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