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对于中国的民主发展来说，当务之急是进行顶层设计，有目标、有计划地推进我国的政治改革，解决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矛盾、问题和威胁。
■ 现阶段，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 民主政治发展的顶层设计，从政治工程学或宪政工程学的视野看，就是不能“摸着石头过河”，而应当进行战略规划，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从而指引民主进程，满足社会期待，抑制激进诉求。
中国的民主一直是海内外关注的焦点，也是一个关系着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美国著名未来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著作《中国大趋势》中指出，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局面，而是以一党体制实现现代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纵向民主，形成稳定的关键。他还预测，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然而，尽管我们找到了一条独具魅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但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还要不断探索。在理论层面，目前各种观点纷呈，莫衷一是；在实践层面，各地的民主试验形形色色，明显带有零敲碎打、各行其是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的民主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存在不少误区，在“民粹主义”与“权威主义”之间畸轻畸重而走向非此即彼的两极化，对公民参与的不适当的动员大大超出目前制度化水平的吸纳能力，以及理论上过高的“民主”定位与实际具体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严重滞后的矛盾等等，都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而这些问题还没有被充分的认识。政治工程学告诉我们，政治发展是应当也可以进行制度设计的，从而使预期的结果有效达成，从而规避风险，少走弯路。对于中国的民主发展来说，当务之急是进行顶层设计，有目标、有计划地推进我国的政治改革，解决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矛盾、问题和威胁。
中国社会内部面临的三大威胁及其解决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与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相比依然显得比较薄弱。目前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评价，有“滞后论”和“适应论”两种观点。无论是“滞后论”还是“适应论”，其逻辑前提是一致的，即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发展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目前中国的状况是有适应的部分，也有不适应的部分。就民主政治发展而言，目前的基本态势是社会民主超前于党内民主、基层民主超前于高层民主、网络民主超前于代议民主、参与民主超前于选举民主，这样一种民主发展的格局存在很多隐患，值得予以理性的分析和检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有一种日渐强大的反民主声音，甚至有种观点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本来“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公理，但在我国，原本的一个常识性命题却变成了一个扑朔迷离、争辩不清的难题。因此，谈论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不得不首先为民主进行“正名”，弄清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首先必须认识到，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目标之一。
但光有这样一个认识还是不够的，必须从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深刻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角度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逐步积累了严峻的内部张力和社会矛盾。由此，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稳定压力，“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将不堪重负。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就在于把“高压锅”变成“炒菜锅”，至少要多一些“安全阀”和“出气口”，让社会内部的张力能够释放出来，这就意味着要扩大社会的政治参与，特别是要有制度化的渠道，这正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但我们有些地方的做法不是这样，而是把“高压锅”进一步加厚加固，这样成本自然不断升高，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进一步说，与目前朝野上下广泛关注社会稳定的问题不同，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提出：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社会溃败集中体现为权力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那么，如果解决这一问题呢？他提出要对过去30年的改革进行总结和反思，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其根本缺陷是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那么，新文明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尽管孙教授没有明确指出，但民主政治一定是其题中之义，政治改革一定是其必由之路。
如果说与对“社会动荡”的担忧不同，“社会溃败”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点到了中国目前要害问题，那么笔者还想提出一个新的巨大威胁，即“社会分裂”。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出现了贫困者与暴富者、有权者与无权者、得益者与失益者不断加剧的裂痕，而且这种裂痕在近年来开始反映到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左”与“右”的尖锐对立。两者不共戴天，不仅在知识阶层形成对峙，而且逐步扩展到整个社会，并影响到政策走向。目前，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左”与“右”的分野已经到了难以弥合和驾驭的地步，整个社会或将走向分裂性失控。在民主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双方无法正常沟通，而是采取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的方式进行对决，形成恶性循环，造成更大程度的社会分裂。
社会动荡、社会溃败、社会分裂——这就是中国当前和未来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和危险。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都寓于现代民主政治之中。
问题在于，目前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很不充分。以往我们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后来发现单纯的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于是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命题，把民生放在重要地位，近年来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都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唯独政治发展少有人问津，这就形成了“短边效应”。我们往往有一种认识误区，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民生改善了，社会就稳定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况且民生问题的有效解决也离不开民主，国际上的一般经验基本是先民主化后福利化，至少要同步进行，其逻辑顺序值得三思。
当前需要探讨的是，在保障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前提下，中国可以采取的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和途径是什么。这正是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
顶层设计：政治改革要从“中心”突破
民主政治发展的顶层设计，从政治工程学或宪政工程学的视野看，就是不能“摸着石头过河”，而应当进行战略规划，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从而指引民主进程，满足社会期待，抑制激进诉求。
由于在特定政治体系当中，民主化通常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此正确选择改革的起点和路径是至关重要的，这正是顶层设计的目的所在。关于这一问题，从宏观的层面看，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要在中国的现行体制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的主体框架以外寻找民主的生长点，以主体体制外的民主成长逐步影响、冲击乃至取代现存的政治结构；第二种思路则是立足于既有的基本政治制度，在现存主体框架内寻找民主化的突破口和生长点。借用国内经济学家的概念，可以把这两种不同的思路概括为“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不同改革路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体制外的道路，即在原有经济体制之外寻找新的经济生长点，最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原有的计划经济。这一道路的成功经验也给政治改革的体制外道路提供了某种鼓励。但也有人认为在政治领域不存在体制外的改革，这是一个概念界定的问题。换一种说法可能更贴切，即从“边缘”到“中心”的改革和从“中心”到“边缘”的改革。概括地说，两者在改革战略上的基本分野在于两方面：在改革的基本动力方面，是主要依靠政治权力自身的力量（自内而外）还是政权外部的社会力量（自外而内）；在改革的基本路线上，是从上层和精英发起（自上而下）还是从基层和民众发起（自下而上）。中国民主改革的顶层设计，取决于对这两种思路的权衡和取舍。
不少人以为，“边缘式”改革比较稳妥，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搞得不对可以纠正，即使改错了也不会触及到政治核心，因而比较安全。实际上，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看法。边缘式改革短期内可能不会危及现存基本秩序和政治中心，但长期看必然会触及到核心结构，我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对于民主化而言，即使是“边缘式”改革，如果方向不对，同样是难以纠正的，因为民主化的过程通常是不可逆的，一旦启动就很难回头，就像村民选举，无论是好是坏，都无法回到原来的状态。从长远看，从“中心”突破的改革，如果有了正确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将更加有利于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为这种改革不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而是基于理性的设计有一个总体的改革路线图，是有目标、有计划、有策略、有步骤的过程，因此也更为安全。
目前，我们在民主发展和政治改革方面，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缺乏顶层设计，甚至连改革的方向都不清晰。与市场经济相比，民主政治在我国还很抽象，目标也很模糊，只是迂回摸索，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对于政治改革和民主发展，我们不能采取“试错”的方法，看哪里容易就在哪里改，改到哪里算哪里，只顾眼前。有些错是经不起试的，政治上的错更经不起试。我们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富有理性的光芒，避免不必要的代价。
因此，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上，关键就是要有顶层设计。而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顶层设计，重在厘清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自内而外与自外而内的不同路线，选取成本最小而收益最高的民主化路径。从理论上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自内而外与自外而内、高层民主和基层民主、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都有各自的长处，都可以尝试，但在战略选择上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是自内而外还是自外而内，情况和后果将迥然不同。
上海交大的政治学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特别是在有关民主研究上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政治学者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为己任，努力为国家民主发展起到思想启迪、智力支持和决策咨询的作用，争取在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论建构和顶层设计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
学者小传
胡伟，1964年生，政治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东北亚名人会”中方成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和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学、政策分析、中国政府与政治。担任“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1982年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复旦大学政治与行政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年9月转任上海交通大学任教至今。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法国政治学院、挪威卑尔根大学等国际名校做高级访问学者或访问教授，应邀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士、瑞典、挪威、丹麦、冰岛、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土耳其、马尔代夫以及北京、上海、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学术演讲和访问。
主要学术兼职有：国际政治学会（IPSA）理事会成员、国际行政科学学会（IIAS）中国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廉政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评审专家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中文版学术顾问、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编委、《政治学研究》编委、《公共外交季刊》编委、《公共管理评论》编委、《21世纪国际评论》编委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