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随着世界性的学科交叉与门类重组时代的到来，文学与人类学这两个表面看去距离甚远的独立门类，不约而合地迈出了相互走进的步子。
■ 在我看来，现代汉语的“文学”是一个有问题的假词。问题在哪里呢？就在文学的“学”。如果把文学视为艺术，再有一门关于文学的学问和学科，那它应该叫“文学学”。
■ 文学人类学的交叉整合意味深长。可以看出，在其背后蕴藏着的是跨学科、跨领域的范式融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代表了传统的人文学科，也体现着经典的自然科学和现代的社会科学。
■ 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几起几落过程。其中的标志性成果可大致概括为五种类型：经典与重释、原型与批评、文学与仪式、民歌与国学和神话和历史。
领域交叉：文学与人类学的相互走进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学术体制一直处于改造和重建的探索之中。经过百余年的演变，逐渐形成了以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三足鼎立”为根基的一整套学科体系和教研分工，以至派生出近似于画地为牢式的相互界限。如今，由于受到来自学术内部的不断挑战及源于社会现实的需求影响，既有的体系和分工又卷入了新一轮学科交叉与重组的浪潮。这个浪潮冲击广泛，对各门学科皆有影响。当代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可视为较为突出的体现之一。
近代以来，包括文学、人类学在内的诸多领域经过长时间的中国化、汉语化，已大致完成了语言和术语的本土转型。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人们已能够熟练地用汉语来讲述文学和人类学，也就是民族国家的表述问题，但其实这表象后面掩盖着一种本相，那就是很多人忘记了当今以汉语呈现的学术样式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西学引进的一个倒影。表面上的东方之路，其实是Literature和anthropology的异邦镜像和模拟。所以，随着世界性的学科交叉与门类重组时代的到来，文学与人类学这两个表面看去距离甚远的独立门类，不约而合地迈出了相互走进的步子。此种趋势在当代中国也有体现。正由于从引进之初就深深烙上的西学印记，看似已本土化了的文学和人类学同样呈现出彼此的交叉和兼容。
在当年“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张之洞撰写的《劝学篇》就提到“今欲强中国、存中学, 则不得不讲西学。”后来的康有为则强调“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在此风气之下，从晚清起逐渐创办在中国的高等学府基本以西式的学科分类为基础。在其中，文学始终占有独立和重要的位置，可称为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人文学代表，同时还肩负着进行社会动员与改造国民性的使命。新中国建立后，文学被划归到中文系和外文系，成了承继本土的平台和了解世界的窗口之一。中文系的全称本是“中国语言文学系”，但由于在地域、观念及师资方面的局限，在很长时期里，国内大部分高校，包括北大、南大和复旦等名牌，都仅有其中的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无法实现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完整呈现和传承。与此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院校设立的课程里，往往只突出本地、本族的单一语言、文学和文化，也缺乏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教学。
这种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划分不利于多民族中国的文学阐释和传授。于是随着国家民族团结政策的确立和推进，作为学科和教育门类的中国文学终于在与民族学、人类学联手交汇的互动下，实践着学科的交叉和兼容。另一方面，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往相对封闭的外国文学教育又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推动下，兴起了突出国别差异及关联的“影响研究”与强调学科对话的“平行研究”，同时还倡导注重全球关怀的“世界文学”远景。这些新现象的出现既为文学与人类学的整合提出了明确的时代要求，也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支撑。
经过老中青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以新兴交叉学科为特征的文学人类学已成为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的新成员和新平台。自1993年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下属二级学会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后，陆续在四川大学和厦门大学等国内若干院校设置了文学人类学的学科点和研究基地。成立于2010年的上海交大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则是多学科整合中异军突起的又一标志。本中心的建立不仅象征着文学与人类学交叉的这一新兴学科移师上海，而且标志着人文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本土化事业又拥有了交通大学这种以理工科实力著称的创新平台。目前，这一设在人文学院的学科点和学术团队不但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志在打通文理、兼容中外的文学人类学通识课程、招收和培养跨学科的硕博士生和博士后学者，而且开展了一系列注重国际交流、强调田野实证的学术活动，如开设“20世纪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系列讲座、与曼彻斯特大学联合主办关于小说《狼图腾》的研讨以及“博物馆与人类学”的双边对话等。2012年暑期，本中心还参与举办了经教育部批准的首届高校教师文学人类学培训班，合作的单位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及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重庆文理学院等。
“文学”之问：对汉词翻译的反思
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如果出一道试题来考，答案必将是五花八门。对此，学术界的争论很激烈，前一段又把焦点转向了“文学性”。人们试图由此界定什么是文学，并进而回答网络、手机、短信、乃至广告词语……是否算文学。有人说算，因为文学是在发展的。另外的人则坚决反对，理由是不能把文学泛化了，文学的本质是审美。可见，在什么是文学的讨论中没有共识。不过许多人没注意到，在讨论“什么是文学”的时候，需要先界定“文学”这个词语本身。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西方世界的“literature”加以对照，我们无法理解什么是汉语所说的“文学”。在近代以前，中国人并不使用literature这个概念，也不刻意去说“文学”。在大多时候，用一个“文”字就足已。在《文心雕龙》里，“文”的含义很广，而且自足，很难与literature对应，甚至可以说有所超越。其他双声的词语，如“文章”、“文采”、“文笔”、“文韵”，乃至“文理”、“文道”等都彼此相关但又各有特指。那么，近代中国为什么要淘汰其他，单单留下或凸显“文学”一词呢？从话语更迭意义上讲，这体现了一种学术的谱系性“失语”。我们没有话讲、讲不出话了，只好用翻译过来的新词来表述恒古的意思和跨国的问题。
然而作为翻译，“文学”这个词是有问题的。与“化学”、“算学”、“群学”等其他近代译词相似，文学的词根是“学”，也即强调其是一种学问和一门学科，这就与literature在西文本义里将其归为艺术的划分发生了冲突，混淆了抽象的学理与形象的创作，致使翻过来的汉语含义不伦不类。
所以在我看来，现代汉语的“文学”是一个有问题的假词。问题在哪里呢？就在文学的“学”。如果把文学视为艺术，再有一门关于文学的学问和学科，那它应该叫“文学学”。作为研究文学的一门学问，就像物理学是研究物理的学问一样。由此引申，现在使用的“比较文学”同样有问题,作为一门关于文学比较的学问，其也应该叫“比较文学学”。
“人类学”追问：对西式学科的考察
与文学人类学相关的另一个领域是人类学。我相信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大家对人类学不会一无所知。如今这个词的使用已越来越广泛了，就连刚刚举办的伦敦奥运会开幕仪式也在使用。从官方到民间，从学界到媒体，人们大量地把人类学当做知识用语和解释工具，用人类学的方式去展现国家形象和族群身份。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相对于“文学”而言，我倒觉得公众对人类学的了解或许更少。
中国自近代引进的人类学通常包括四个部类，即体质-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目前影响较广的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主要关注人类不同文化的特征和共性以及相互影响与历史变迁。这是北美院校的分类模式。欧洲大陆呈现的是三分法，其中包含了人类学的哲学和宗教面向，合在一起的构成是：体质-生物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和哲学-神学人类学。
说到这一点，我们即能明白，文学人类学的交叉整合意味深长。可以看出，在其背后蕴藏着的是跨学科、跨领域的范式融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代表了传统的人文学科，也体现着经典的自然科学和现代的社会科学。这也就是为何可以把文学人类学视为当代学术转型的一种代表的原因。
类型开放：文学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探索和实践
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几起几落过程。如果简约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1905至1949和1949至今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成果是奠基性的，需要下力气挖掘梳理。其中的重要人物有闻一多、郑振铎、茅盾等。第二时期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学科重建为代表。其中的标志性成果可大致概括为五种类型或五个面向。
第一，经典与重释。1980年代，大陆学界在对西方“原型批评”的理论引进及创作界的“寻根文学”出现之后，推出了一套名为“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其中有萧兵、臧克和等的《楚辞的文化破译》、《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等。评论认为作者们“在传统文献的掌握和西方理论的认知两方面，取得了平衡而又开拓出自己的见解”。此类型的成果特点在于尝试用人类学眼光和方法，对本土传统的文献表述重新解读，打破了过去，比如说仅用小学的方式对经典进行考据、训诂的惯例。
第二，原型与批评。此类型是把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实践。其中以叶舒宪、方克强等的《神话——原型批评》和《文学人类学批评》为代表。1992年后，各地高校开设了相关课程，向研究生们讲授“原始主义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文学批评”、“文学人类学批评的世界性潮流”等专题，把此类型的实践带入到体制内的教学系统中，扩大了文学人类学作为新兴学科在中国学界的影响与接受。
第三，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在中国新时期出现的另一类型是对“文学与仪式”的整合与研究。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等为代表，学界在把文学与人类学加以交叉审视的前提下，通过对希腊戏剧、酒神精神及《金枝》仪式分析的介绍，展开了对本土文学的仪式性研究和阐释。它的贡献在于不仅从人类学角度把文学与仪式相关联，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把文学也看成一种仪式。人类社会里，仪式无所不在。即便进入现代都市，人们仍逃避不了仪式的包围，从一所学校的开学典礼到亿万观众参与的“奥运会”、“世博会”开幕式、授奖式，无不值得从文学和人类学交叉整合的角度加以研究。
第四，民歌与国学。这一类型的实质是力图从文学人类学视角对中国文化中“官-士-民”结构的打通，以及将精英的书写与民众的口传连为整体。在这方面笔者做了一些尝试，出版了专著《民歌与国学》和《侗歌民俗研究》等。其他学者的相关成果也不少，如《到民间去》、《目光向下的革命》等，共同的意图是力求从总体上考察并阐释民族、民间和民俗的文学表达，也就是要研究人类学意义上的“大文学”、“活态文学”、“草根文学”乃至“生命文学”与“终极文学”。
第五，神话和历史。把神话与历史作整体看待称得上文学人类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另一类型。代表性成果是叶舒宪团队推出的几套相关丛书。
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神话研究由于过度强调进化主义，使得被研究的对象常被贴上“原始”、“蒙昧”的标签。如今的研究逐渐以结构-功能主义替代进化主义，更多从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论出发来看问题，对神话有了更为宽容和宽泛的理解，对包括文学和历史等在内的族群记忆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在此转变中，王明珂、沈松乔等学者还从人类学出发对古代典籍中的神话叙事加以重新阐释， 把研讨对象延伸到“炎黄子孙”、“黄帝崇拜”以及“英雄祖先”与“兄弟故事”等案例之中，同样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我看来，从人类学角度对神话和历史进行的分析和阐释，对于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实践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延续并评述中国这一自古注重世代传承且存有丰富文献与口传遗产之大国的族群记忆。
总体说来，作为一门横跨文理两边的新兴学科，文学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探索实践可谓刚刚起步，今后的发展不但需要从业者们的加倍努力，还需要更多有志于学科交叉与整合之同道的关心和扶持；同时不仅依托于前辈学者的持续开拓，更离不开青年学子的积极参与。作为新加盟上海交大人文学院的一名教研成员，我期盼与大家一道，为使文学人类学在交大开花结果做出贡献。
学者小传
徐新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徐新建教授兼任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类学学会理事，担任过第八届全国青联委员。 徐新建教授1985年起从事文学和人类学专业的研究，并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1997年至今在高校任教，从事比较文学、多民族文学的教学研究，主要方向是文学人类学。曾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联合创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研修，并赴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和悉尼大学做访问学者和高级研究学者。已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从文化到文学》、《西南研究论》、《民歌与国学》与《全球语境与地方认同》、《横断走廊：高原山地的生态和族群》等专著多部，主编十余部。
承担过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多项，获得过国家教学成果奖、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学科成果奖和庄重文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等多个奖项。2007至今担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藏彝走廊民族文化遗产的考察研究》首席专家，2012年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的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