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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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笔谈]詹仁左:我的丹青之路[图]

    [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绘我的书画人生,“丹青”二字恐怕最为合适。

  ■ 我不想让我的学生在入门的时候就走粗俗的路线。“匠术”从来是我教育学生规避的方式,即便是业余学习也不应低了章法。

  ■ 在我的丹青之路上,也遇到一些特殊的人。而后来又逐渐遇到其它一些政商名流邀画,但无论为谁画画,我都保持一颗平常心,因为我真正爱的只是书画艺术。

  ■ 如果要让我送给今天的同学们一句求学箴言,三个词:执着、勤奋与好学!

  求学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绘我的书画人生,“丹青”二字恐怕最为合适。从五岁起,我就对中国传统艺术——竹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刻纸开始学习竹刻,这种兴趣到中学的时候,已经发展为对书法、篆刻、竹刻这些中国传统艺术手法和形式的全面喜好。所以到1972年我中学毕业的时候,能够进入当时位于南京路后面的天津路414号上海美术学校(由大皇庙改建)学习,我是非常高兴的。在上山下乡轰轰烈烈的时代,我能够进入这所学校,也得益于我特殊年代的“独生子女”身份。比我晚一年出生的陈丹青就没有这么幸运,到1973年美术学校就不招生了,而陈丹青的家庭条件也必须进入插队落户的大军。从这一点上来讲,进入当时令人羡慕的上海美术学校学习,对于一直以来就对书画有浓厚兴趣的我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关键点”。

  在全国大学尚未招生的“四人帮”时期,当时的上海市美术学校作为美术专业类学校,集结了当时国内顶尖的艺术大师。也因为这样,被称为“庙小妖风大”。比如:当时教我们素描的是孟光先生,教山水画的是应野平先生,而乔木老师专教我们花鸟画。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山水画大师俞子才先生由于出生资本家,在美术学校只能扫垃圾。对于隔三差五到楼梯下的垃圾房找他聊天的我,刚开始由于不熟,俞先生并不多言,但是后来随着对我了解的增多,开始逐渐的在扫垃圾、倒痰盂的间隙抽空给我讲解山水画知识以及书法,而这些知识惠泽让我终身受益匪浅。也因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俞先生再次受到工宣队的批判。

  美术学校主要开设素描、水粉、速写等这些课程,我的专业是绘画,所有这些课程都会涉及。但是在“批林批孔”时期,以“西洋画”为基础的艺术学习,也受到了诸多的限制。比如“不可以画大卫、维纳斯,只可以画陈永贵、李铁梅等工农兵形象”、“画花鸟画不可以画石头”等。但是这种特殊的时代限制,也促成我们别样的艺术锻炼。比如在当时,上街画各种革命形象的宣传画就是我们的艺术实践之一。如果追溯这种锻炼的实践意义。就是它客观上促成了一种政治运动中的艺术工作者的“自我成长”。

  即便是在文革那样一个艺术工作受到限制的时期,一些前辈大师级艺术家的提携和帮助对我的艺术学习和成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的美术学校主要搞西洋画,而如我前文所述,我一直感兴趣的实际上是中国传统艺术,所以在当时学习的课余时期,我都与当时搞传统艺术的老师走的比较近。比如当时在美术学校图书馆下放的邵洛羊老师。邵老是“老革命”,解放前还是分管交大的地下党,著名文艺理论家。被打倒之前是上海中国画院的领导,在业余探讨中,邵老就指出,相对于赵孟頫的书法,米芾的《蜀素帖》的特殊意义,拓宽了我的书法学习的视野。与此同时,最重要的是邵老还推荐我认识了当代中国竹刻大师——徐孝穆先生。徐孝穆先生对表现中国画笔墨韵味的“浅刻”(竹刻艺术一种)深有研究。在这其中有一个重要而感人的小细节。当时邵洛羊先生知道我对“竹刻”的热爱,就想到推荐徐孝穆先生给我。但是在那样一个时期,徐孝穆先生是否“安好”呢?为此,邵洛羊先生跟我说:现在先不要找,我先去打听打听。所幸徐先生那会尚好,最终成就我们的一段师生情缘。

  类似这种师生情缘的结识,还有徐素白先生。1973年春天,乔木老师教我们国画花鸟画。在课间我拿出一块打磨好的竹片请乔老师为我画几笔,乔老师见我喜欢刻竹,很高兴地为我画了一枝月季花在竹片上,边画边问我怎么会喜欢刻竹的?是跟谁学的?我回答没有向谁学,而是在工艺美术展览会上见到徐素白先生的刻竹作品后才萌发我自学刻竹的。乔老师听后笑着说道:“等你毕业后,我介绍你去认识徐素白先生跟他学刻竹。”当时的我真是高兴极了,心想可以跟心目中的大师去学习了。乔木老师没有食言,在美校求学毕业前夕,他果真写了封信让我带着去拜望徐素白先生。那是1975年初夏日的一个午后,我来到了当时南市区计家弄的徐先生寓所,先生见我后并读了乔木老师的信件,很是高兴,和我谈了很多有关竹刻方面的问题,并拿出了多件作品给我看,其中一件谢稚柳先生画的荷花由先生手刻,看后让我很吃惊,那荷花,荷叶的细小茎脉刻的是那样的精到自然,另一件是江寒汀先生画的蜘蛛月季,先生将蜘蛛的细丝织网刻得有虚有实,仿佛在风中飘拂的感觉。经先生介绍后才知道谢稚柳先生在画稿时并没有画花叶的茎脉,而是先生刻时再创作的。竹刻作品在绘画的基础上要进行在创造,这一创作原理是先生为我上的第一堂课,让我终身受益。

  总之,在1972至1975年上海美术学校学习时期,老师们的亲身教导是我后来在艺术之路发展的重要储备。比如在这期间我就得到乔木、应野平、张雪父、孟光、丁浩、陈向等老师的悉心指导。他们都为我在竹件上挥毫作画,为我刻竹创稿,并有好几位老师要我为他们刻制扇骨,臂搁,笔筒等,为我更努力地学习竹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实践

  在美术学校学习三年,到1975年毕业的时候,我被分配到了“上海字幕一厂”。当时负责毕业分配的工宣队理由是知道我喜欢书法,做“铅字”总错不了,在他们看来也算“专业”对口,于是我进入“字幕一厂”工作。但是半年之后,上海为振兴电影事业,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招募有书法、美术能力的人,于是我开始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为一些电影做片头字幕。比如当时由谢晋导演的影片《春苗》、《牧马人》,以及其它的影片《征途》、《喜盈门》、《傲蕾一兰》、《我也有爸爸》等,还有许多纪录片、科教片的片头字都是我写的。而这些工作对我的书法和美术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在电影制片厂的为影片题字的工作也成就了我后来与陈逸飞的一段小故事。早在我在美术学校学习的时候,陈逸飞就经常回校作为校友为学生开讲座作示范。到我到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时候,他由于对电影的爱好,经常来电影制片厂玩,那是一个陈冲、郭凯敏都端着搪瓷缸子在食堂排队买饭的年代,大家的结识都非常朴素。有一次,我去天津路美术学校看望老师,路过素描教室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在画画,这个人就是陈逸飞。他在为陈冲主演的《青春》电影那个“哑女”形象画海报,当时画已经基本画好,就差题片头字。当时陈逸飞自言自语说“画画画的像,这字画的像就不容易了”。我听到后说“要不我来试试?!”陈逸飞表示疑问,我说“电影的字就是我写的”。于是最后《青春》海报的标题就是陈逸飞在我字迹基础上用红色水粉堆厚而成。这种情谊一直延续到1980年陈逸飞出国,当时我还送了三幅画给他,只是这些礼物在后来陈逸飞在美生活中估计早已失散。我就曾经在市场上见到过唐云先生送陈逸飞的“荷花”图,可惜被别人抢先买走。

  在电影制片厂的工作锻炼丰富了我的书法素养,但是也让我错失了一些机会。来制片厂工作不久,全国高考开始恢复,当时我所在的班组不同意我参加高考。因为当初调入电影制片厂的时候,我是用他们“两个名额”换来的,再加上当时也没有文凭的观念,想想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也算专业对口,一念之差,让我放弃了高考的想法。而后来进入交大教书又成为我的另一段人生故事。

  交大之缘

  1981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文学艺术办公室”。当时的党委书记邓旭初先生在考察美国大学后认为:理工科大学也需要办文化艺术类学科,这样才能培养出有学科交叉背景和文艺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于是交大开始向社会公开招聘有影响、有能力的艺术家。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方增先先生(中国当代人物画鼻祖)就推荐了我,当时以程十发先生领导的专业评审小组对我们进行了面试,最终作为人才引进进入交大任教的中国画专业有戴敦邦、张渊和我三人。同时进入的还有西洋画的夏葆元(陈丹青的老师)、陈川(陈冲的哥哥)等十余人。

  我们进入交大的使命是开文化艺术类的选修课,面对对文学艺术有狂热热情的80年代大学生,在场场爆满的课堂上我开始思考到底应该怎么教这些有热情的非专业类学生。没有现成的教材,我开始琢磨自己编教材。同时在上课的时候我以“深入浅出、技法高雅”为指导原则,并亲身“示范”笔法。当时上课的时候每堂课有50几个学生,我就每堂课画50几张梅花,50几张牡丹,学生人手一张示范画。(直到现在,这些画都是我的学生王琦的上课教材)我不想让我的学生在入门的时候就走粗俗的路线。“匠术”从来是我教育学生规避的方式,即便是业余学习也不应低了章法。

  我的这种教学方式引来当时交大电教中心的关注,他们找我拍成录像,以“中国画教学片”的形式参加全国电教研讨会。后来,受到北京中央电视师范学院之邀,于1996年拍摄《小写意花鸟画教学》十五讲,在中央教育电视台播出。2000年应中国教育电视台之邀,拍摄〈跟詹老师学花鸟画》四十讲,并向全国播放。2008年再次受邀拍摄了《小写意花鸟》作为中央电视大学的开放式教学片。这些成果的出现实际都是源于我在交大课堂对教学的认真和慎重。

  在我的丹青之路上,也遇到一些特殊的人。1998年4月间接到有关部门通知,要求我前往豫园,当时我以为只是简单的笔会交流,后来才得知是一次重要活动的人物选拔。到了6月30日,组织方正式告知我,说是要给当时来访的克林顿总统现场作画。最终我在现场作了一幅《春到人间万物鲜》并赠送了他。而后来又逐渐遇到其它一些政商名流邀画,但无论为谁画画,我都保持一颗平常心,因为我真正爱的只是书画艺术。

  回顾我的丹青之路,只有两个词“勤奋”与“交友”。无论世事流转,我始终喜爱的都是中国书画艺术,并持之以恒、旁无所骛的投入。从五岁在纸上开始学刻画,到求学时候,每周拿20-30张习作找乔木老师指导,并被师母笑曰“你不用睡觉的呀”,再到放弃高考,以及教书不求回报,都是因为我喜爱书画,并持之以恒的投入。而求学路上,众多大师级老师的言传身教、指点教导、引荐推动也是最终成就我今天艺术风格和修养的重要动力。如果要让我送给今天的同学们一句求学箴言,三个词:执着、勤奋与好学!

  学者小传

  詹仁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著名海派小写意花鸟画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民进上海开明画院执行院长。

  自幼喜欢画画,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学校,后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多年来在海派大师唐云、谢稚柳等诸多老先生的教诲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精于竹刻艺术,作品《陶渊明》在1982年由上海交通大学作为礼品赠于包玉刚先生。1990年10月8日,国画作品《瓶梅图》被赠于南非总统曼德拉。1998年6月30日,作为上海唯一的一名画家,在上海接待美国总统克林顿,并为他当场挥毫,作画《春到人间万物鲜》,作品为克林顿收藏,同时为其女切尔西小姐作《牡丹图》。2003午8月,作品《寿桃》被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收藏。2005年5月,作《水墨玉兰》图赠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1996年应中央电视师范学院之邀,拍摄《小写意花鸟画教学》十五讲,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2000年应中国教育电视台之邀,拍摄《跟詹老师学花鸟画》四十讲。2008年再次受中国教育电视台之邀,拍摄《小写意花鸟》二十讲,并向全国播放。

  出版有《小写意花鸟画教学》,《中国画入门》、《跟詹老师学花鸟画》、《中国画入门花鸟篇》、《牡丹神韵篇》、《梅兰竹菊篇》、《春华秋实篇》、《草虫水族篇》、《国粹笔韵》、《国粹丹青》、《案头画范1》、《案头画范2》、《举一反三画兰竹》、《詹仁左书画集》以及个性化邮票16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