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作为信息传播机构、社会交流平台的媒介，理应发挥四大功能，即：监测环境、协调关系、传承文化、调节身心，与之对应的内容则分别是：新闻、言论、知识、娱乐。
■ 人类赋予媒介的两大职责，一是披露真相，以守望社会；二是坚持真理，以卫护良知。
■ 每一位职业化的媒介人都应当铭记：自身首先是公民——不是高高在上的权贵或精英，而是广大普通公民的一员；其次才是记者——以精湛技能、敬业精神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专业人员，这就是“记者公民”的含义。
■ 广大公民不断地加强“媒介素养”，而全体记者不断地提升“公民意识”，则“守望社会”、“卫护良知”的媒介职责，势将获得更为强劲的贯彻、更为完美的演绎。
我的专业是传播学，这是一门以人类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学科，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在世界范围内，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大潮汹涌，传播的作用日益凸显，随之，它的地位也不断提高，成为一门生机勃勃的“显学”。
与“传播”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称为“媒介”，它们经常被相提并论，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传播”和“媒介”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世间万事万物都离不开传播，传播作为一个系统，就好比是整个社会的“神经系统”。具体而言，所谓“传播”，即信息交流过程，包含四个要素：传者（信源）、信息（内容）、媒介（渠道）、受者（信宿）。其中，“媒介”这一环节，受科技革命的影响最大，先后引发了三次媒介革命，并相继催生了印刷媒介（图书报刊，也称第一媒体）、声像媒介（广播、电视，也称第二、第三媒体）、电子媒介（网络、手机，也称第四、第五媒体）。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媒介革命，都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尤其是最近的这一次，不仅力度空前、意义巨大，而且，仍处于一种“现在进行时”的状态，其后果、前景究竟如何？还远远未被我们充分认识。
不难理解，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作为信息（内容）中介的“媒介”，至关重要。若无媒介，即无传播；若媒介落后，则传播必定贫弱，社会也必定可虑。之所以媒介被认定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道理就在这里。也正因此，近年来，媒介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其重要性与日俱增。
不过，“媒介”这一概念，含混不清，容易引起歧义。它至少有三层意思：内容载体、传播技术、传播机构。通常，我们习惯于混合使用，又往往偏重或落脚于第三层意思。那么，作为传播机构的媒介，究竟应当为社会履行什么职责呢？
“守望社会”和“卫护良知”
传播学界的共识是，作为信息传播机构、社会交流平台的媒介，理应发挥四大功能，即：监测环境、协调关系、传承文化、调节身心，与之对应的内容则分别是：新闻、言论、知识、娱乐。其中，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来说，又数前两种功能和内容，最为关键，不可或缺。正如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说的那样：“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也把媒介比喻为“社会雷达”，不过，他同时指出，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事件，如何给出睿智的解释和正确的引导，则有赖于媒介承担起“会议主席”这又一重要角色。
概而言之，人类赋予媒介的两大职责，一是披露真相，以守望社会；二是坚持真理，以卫护良知。
如果说，守望社会、卫护良知，是公众对媒介的基本要求，也是媒介对自身的目标定位，那么，实践、体现的情况如何？总的来说，大多数媒介和媒介人，不同程度地履行了、并持续地履行着这两大职责，但同时，毋庸讳言，真相受到遮蔽、扭曲，真理受到攻击、歪曲的状况，也依然存在。对此，我们需辩证看待、科学分析。
“媒介万能论”和“媒介无用论”
历来，有两种似是而非的流行观点，一种是“媒介万能论”，即夸大媒介作用，把一切好事或坏事都归功或归罪于媒介，另一种是“媒介无用论”，则缩小乃至消除媒介责任，认为一切问题都来自操控媒介的力量。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看，以上观点显然都失之偏颇。
实际上，媒介既非天使，也非魔鬼，既非豺狼，也非羔羊。如上所述，它附属于社会总系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子系统——传播系统，作为传播过程的四大要素之一，发挥着四大功能，即：监测环境、协调关系、传承文化、调节身心。客观地说，它和信息传播子系统以及社会总系统之间，保持着一种作用和反作用、塑造和反塑造，或者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
由此可见，要考察媒介——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体——的功能发挥得怎样？职责履行得怎样？都必须联系、关照、探究其与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总系统以及各个相关子系统（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等等）之间的互动情况。
“权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权力”
无疑，作为社会总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或孙系统，任何媒介都不得不依附于某种权力。例如，中国大陆的媒介就公开宣示，接受执政党的领导；在私有制为主的发达国家，媒介通常为私人所有，则听命于资本家个人或集团——这是一种经济维度的权力。关键在于，媒介依附于政治或经济权力的“喉舌”或“商品”身份，如何与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性质相容呢？
答案还得从权力本身的特点中寻找。就中国共产党而言，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宗旨，从理论上看，就没有矛盾了，但从实践中看，仍存在着理想与现实脱节的问题。恰如某宣传部长指责某记者所言：“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这句话尖锐地反映出，某些地方的官员、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已经拉开了多大距离。这句话也清楚地表明了一种现象：脱离了监督的权力，多么蛮横，多么危险，正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事实上，中共中央一贯重视媒介对权力的监督作用，这本来就是“守望社会”、“卫护良知”的题中应有之义。朱镕基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题写的四句话：“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很好地诠释了其中真谛。显然，在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前行道路上，如何进一步保障媒介在舆论监督方面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这一重要课题，尚有待在政策、法规、制度，尤其是顶层设计环节，进行探索和创新。
与此相关，另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则是，媒介本身也拥有权力，有时甚至是很大的权力，所谓“无冕之王”的形容词固然过于夸张，但从“话语权”、“传播权”角度看，媒介确实大权在握，因而，它往往成为黑恶势力“寻租”、“封口”、腐蚀的对象，对此，也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把监督落到实处。
“公民记者”和“记者公民”
互联网的兴起，对于传统媒介的生态来说，堪称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多年来传统媒介在公共传播领域独占、垄断“信息”和“话语”的格局，也就是说，传统媒介的“传播权”被前所未有地、在全民范围里分散了，与公众对话的“麦克风”被分到了每一位普通公民手中。从技术角度看，只要有电脑或手机，只要能上网，则“人人是媒介”、“人人是记者”，就不再是梦想，而成为现实。
这就是所谓的“公民记者”——草根、庶民大众通过博客、播客、微博、论坛、社区等各种手段，积极发声，踊跃发言，交流互动，好不热闹。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介不无尴尬地发现，在很多时候，自己从原先的“信息来源”和“意见领袖”变成了网民的“二传手”和“追随者”。
诚如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信息”。科技进步在实现人类理想、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威力，再次显现。事实上，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第四、第五媒体，无非是自古以来人类怀抱对于“千里眼”、“顺风耳”那种“自媒体”、“全媒体”的憧憬，在历经辛劳曲折之后的圆梦之作，不难预料，这一里程碑式的伟大科技，必将引领人类步入一个全新时代。
尽管互联网的诞生和普及也伴随着一些弊端，例如流传谣言、侵犯隐私、黑客破坏、电子犯罪等，但总的来说，利大于弊，经济领域的效率、效益得到极大提高自不待言，从政治领域看，尤其在促进传统媒介变革、监督官员不当言行、匡正社会不良风气、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功莫大焉。
不过，“公民记者”毕竟不是职业化的媒介人，网民主导舆论的局面并不正常，他们的“媒介素养”也十分欠缺，因此，传统媒介的转型，重点其实不在科技，而在内容，更准确地说，在于权威性、公信力的复归和提升。在此意义上，每一位职业化的媒介人都应当铭记：自身首先是公民——不是高高在上的权贵或精英，而是广大普通公民的一员；其次才是记者——以精湛技能、敬业精神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专业人员，这就是“记者公民”的含义。
展望未来，如果能开创这样一种局面：广大公民不断地加强“媒介素养”，而全体记者不断地提升“公民意识”，则“守望社会”、“卫护良知”的媒介职责，势将获得更为强劲的贯彻、更为完美的演绎。
学者小传
张国良，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全球传播研究院院长。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复旦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历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
主持开展包括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与美英澳日韩新台港等国家和地区合作项目在内的50多个课题；在海内外出版30多本著作，发表100多篇论文（包括SSCI传播学科影响因子居前10%期刊论文）。
创立中国第一个传播学学术团体“中国传播学会”，当选首任会长；创办中国高校第一个综合性、连续性、规范化的传播学学术研讨会“中国传播学论坛”；创办以国际化、前沿化、规范化为宗旨的“全球传播论坛”，与国际顶级学术团体“国际传播学会”（ICA）密切合作，推动中国传播学界首次走出国门、主办世界一流水准论坛。
获得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改革开放30年十大传媒思想人物”、“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台湾“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教育奖”等20多项奖励和荣誉称号。
兼任国务院台办专家组成员、上海市政府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十几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国传播学刊》（Chinese Communication Journal/SSCI期刊）学术顾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