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上唐代文学课，印象最深的是老师把唐代诗文的变化概括为夜空中的礼花，初唐似礼花升腾，骨气端翔，以气势胜；盛唐如礼花绽放，群星耀眼，璀璨夺目；晚唐则如礼花飘然下坠，虽失了气势，但多了斑斓绚丽。
■ 我觉得自己理解到了一个观察人类的新角度，一种“清空”大脑后，以好奇的目光注视周围的态度，尽可能用“他者”的眼光去观察人、社会、文化。或许，这种视角能够发现那些我们司空见惯，不以为然，而又决定着我们思考、行为、制度的东西。
■ WestLife有一首颇为流行的歌，歌词中有这样的句子：“站在你的肩上，我才变得强壮；你成就了我，我才超越了自我”（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读书多年，我遇到过不少好老师，深刻影响了我了为人为业。以下所述是那些在心智上或情感上打动过我的老师，原文很长，这里仅是其中的一些段落。
好就好在自由
文革后第一届高考，我上了西北大学念中文系。那时招生少，上学难，加上年轻人都还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大家学习都很玩命。那时的老师一上课，捧着厚厚的教案，写着密密麻麻的板书，引经据典，议论风生，让我们佩服不已。孟昭燕老师教戏剧课。拿着已经泛黄了的备课卡片，她时而《雷雨》，时而《玩偶之家》，时而《茶馆》，如水泄地般地诵出大段的台词，加上她的好听北京腔，就让你像是身临剧场。上唐代文学课，印象最深的是老师把唐代诗文的变化概括为夜空中的礼花，初唐似礼花升腾，骨气端翔，以气势胜；盛唐如礼花绽放，群星耀眼，璀璨夺目；晚唐则如礼花飘然下坠，虽失了气势，但多了斑斓绚丽。惭愧的是，我已不记得这是哪位老师讲的，但如此生动华丽的概括让我始终不忘。古代思想史课的老师是张岂之。张老师斯文儒雅。他很少看教案，却也能把古人原话大段写下来，一写一黑板，意犹未尽，擦掉再写出一黑板。我一边忙不迭地记笔记，一边吃惊于老师超人的记忆力。两年前，张老师到我妻子工作的学校讲课。妻子提起我的名字，问他是否记得。已经八十多岁的张老师回答：“记得，他申请美国学校，我还给他写了推荐信。他还写诗吗？”推荐信是八七年写的，我从八零年后便不再写诗。张老师在八十年代已贵为大学校长，我只是个上过他课的本科生。
改革初期，人多心存余悸。可贵的是，但老师们会尽力为学生营造出宽松的探索氛围。从教党史的郭扬威老师那里，我知道了“叛徒”瞿秋白“是个书生，也是纯净的理想主义者”。从教鲁迅研究的张华老师那里，我知道了“反革命集团首领”胡风，“其实是左派，相当的左”。同向荣老师讲马哲，从公孙龙到罗素，从大哲们的言论到市井新闻，他视野辽阔，畅言无碍。同老师的试题生动有趣。比如他引用禅事，“值印宗法师，讲《涅盘经》。因二僧论风幡义，一曰风动，一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 遇到这样的文字，马哲老师多半是让学生照猫画虎地批判一通主观唯心主义，同老师却要求学生回答获得了什么样的启发，解释“风”，“幡”和“心”每一角度的合理性。每当有人问起上大学时印象最深的课程，我都会提到马哲。问者常大惑不解，质问我是不是“老左”。前几年，终于有了机会去南华寺，拜谒六祖真身。菩提树下，我禁不住想起三十年前，在课堂上挥斥方遒的同老师。
老师们的开放和宽容，最强烈地体现校园刊物风波。七九年，我们自办文学刊物《希望》，校里校外，反响都不错。记得有一期，封面是木刻《播种者》，黑色背景中，粗粝的笔触刻画出一个壮硕的播种者，正把种子播向土地，表达出学生们单纯的理想，也透露出我们不谙世事的天真，自以为是的勇气。出版了没几期，有关单位就找到学校，要求刊物停刊，展开调查。一番纠缠后，刊物停止出版了，但学生们都安然无恙。事后我们才知道，从校长郭琦先生，到系里老师，无不极力保护学生，确保我们不被秋后算账。毕业时，郭校长还专门跑到我们这个给他惹了不少麻烦的班上来合影留念。在旁边合影的化学系请他，他竟推辞掉了。
那时在在我们系读硕士研究生，后来研究现代文学成名的王富仁，在比较了许多学校之后说，当年的西大，好就好在自由。
以好奇的目光注视周围
我在王朝闻先生那里读完了美术理论硕士，八七年去了美国匹兹堡大学转学考古。考古在美国是人类学的分支，我于是上了James Watson文化人类学和Jeremy Sabloff的考古人类学。让我难忘的是两位老师看待人类和社会的角度和框架。一次课后，我问Watson老师，为什么他会在七十年代，在中国贫困、落后、动荡的时候，跑去香港新界乡下，研究起中国文化。Watson问我：“想象你自己是个外星人，突然来到地球上，发现有人类存在。你应该会好奇：他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你又发现，在叫做东北亚的地方有一群人，各方面都很独特，历经了许多灾难，却也绵延不断。于是你会问，什么样的制度系统支持他们的生存？环境变化了，系统怎样变化又怎样变化？对于理解人类，这是不是很有意义？”事后，我常想到他的话，竟觉得自己理解到了一个观察人类的新角度，一种“清空”大脑后，以好奇的目光注视周围的态度，尽可能用“他者”的眼光去观察人、社会、文化。或许，这种视角能够发现那些我们司空见惯，不以为然，而又决定着我们思考、行为、制度的东西。
Sabloff老师告诉学生，考古人类学者不该醉心于做“珍宝搜寻者”(treasure hunter),也应该是“垃圾收藏家”（garbage collector），因为“垃圾”中所包含的信息不会少于“珍宝”。出题考试，Sablof要学生想象，一场灾难摧毁了匹兹堡大学所在的奥克兰地区，千百年后，考古人类学家需要发现什么样的证据，才能重构奥克兰的社会生活？这需要对周围生活的细致观察，理解奥克兰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理解这些特征是由什么样的人群、物质材料、技术、制度，意识形态和风习所支持，理解支撑这个社会的种种东西会在地下留下什么痕迹，理解哪些痕迹是捕捉、重构和解释过程中最为基本和必要的证据。这样的问题透露出一个巨大但清晰的思考框架，引导你寻找那些解释人类生活的关键点。设立在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研究院（Santa Fe Institute），因研究复杂适应系统、生态变化、文明演进那样的“大问题”而名满天下，聚集了许多世界第一流的大脑。前两年Sabloff去那里做了院长，我没有觉得意外——圣塔菲需要既有宏大视野，又能抓住细节的领袖人物。
我念大学的时候，中国大陆文科教育重视立场，不谈方法。在美国的学习中我体会到，要获得有说服力的看法，方法是必须的，但方法的训练，也常会枯燥、艰苦。读考古的同时，听说匹大的信息科学专业在全美领先，我便去信息科学和电讯工程系读硕士。有位年近七旬的Anthony Debons老师，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心理学。我总是上他的课。一次发还我的作业，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有不错的观点，但缺少检验自己观点的方法。”他告诉我，思考和论证的方法需要反复训练，直到成为“第二本能”。不久后，Debons 给我一份工作，为他做文献回顾。当时还没有电子期刊数据库，我需要找到期刊的微缩胶片阅读，把有用的论文复制下来，读后写出提要。提要中必须列出研究问题，作者关注的变量，测试方法，主要发现和结论。每完成一篇，我会有三美元报酬。这活儿枯燥，挺累，日复一日，我常会心烦意乱，但终是坚持了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Debons说“你毕业了”，不再让我打工。我庆幸苦差事结束，同时也发现，当面对有趣的现象，我会按耐不住地将之“裁剪”为适合研究的问题，分解出一组变量，想象该怎样检验变量间的关系。至今我不知道，Debons真的需要我做那工作？抑或，他是在训练我，让我获得“第二本能”？无论答案如何，于今想起，我都会对老Tony心怀感激。
站在你的肩上，我才变得强壮
我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不限于学术，它伸延到人生的许多方面。在匹兹堡念书的第一个学期，我上了许倬云老师的古代史。许先生是台湾“中研院”的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院士。我英文差，加上不知道许先生会怎样对待大陆学生，难免有些紧张。那时自己有电脑的人很少，写论文得带着软盘去学校的电脑室。交期中考试论文的前一天晚上，发现软盘丢了，里面记录着已经写了大半的论文！晚饭也不吃了，我狂奔回电脑室，终是没有找到软盘。我只好在废纸箱翻腾半天，从大堆的垃圾里，把白天丢进去的草稿一页页找出来，苦熬一夜，终是在次日上课时交出论文。如此狼狈，搞得我信心丧尽，忐忑不安地等着老师给分。一周后上课，去讲台上取老师判过的论文时，许老师用中文对我说：“你的论文不错，下课来我办公室谈谈吗？”
之后几乎每次下课，我都会和因先天残障需要拄拐，许行慢走的老师，缓缓穿过悠长的走廊，去他的办公室里，听老师谈历史、讲学问，议时政，论人生。我记得许老师说过多次，他只把人类和个体看作两个实在的东西，中间的东西、姓氏也罢，族群也罢，国家也罢，其实都变动不居，并非根本。老师讲的不仅是历史事实，也是判断历史进程，意识形态和社会事件的标准，给我留下至今难灭的记忆。
我上过和许老师一对一的指导研究课(Directed Study)，也上过由他做指导老师的独立研究课(Independent Study)。这类课程的特点，王小波和李银河都有生动描述。许老师的著作、回忆录、访谈在大陆多有出版。他的渊博广为人知，我无须添足。没有许老师做我的博士指导委员，我一定会走许多弯路，吃许多苦头。在博士论文的致谢辞中，我写道：“能和许倬云教授同处一校，亲聆教诲，是我学术人生的幸运和荣耀。”
我也是老师家里的常客。遇到中国节日，我们几个中国学生便去老师家，和善良好客的许师母一道包饺子。笑语中常会忘却此身何处，颇有回家的感觉。也是在许老师和师母那里，我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结婚的时候，许老师撰联表示祝福，曰：“相敬相谅长乐未央，宜室宜家继世永昌”。我的儿子出生，许爷爷为他起名，字“立山”，名“悦川”，引《论语》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意，希望小孩能立于仁，乐于智。从八七年认识许老师至今已有二十五年，其间我们联系不断，师生之谊也已演化成贯穿人生的亲情。
林嘉琳(Katheryn Linduff)教授是我的硕士指导老师，也是我博士指导委员会的主任。读硕士的时候，我刚到美国，英文相当滥，每门课都上得吃力。严峻的是，我若不能很快通过原本毫无基础的德文考试，便无法升入博士班，只能打道回府。于是，我一边狂念德文，一边写硕士论文，赶在那年春假——截止日期——前一周完成了论文初稿。但林老师坦率地告诉我，论文 “还有不短的路要走”。下来的一周，我背水一战，又做了大幅度修改。林老师读完后说： “进步很大！不过还有很多问题。如果你愿意不愿意在春假中继续修改，我去和系里谈，允许你春假后再交。你每修改一稿，就打电话给我，我拿去提意见，直到完成。”
以后的日子里，我完成一次修改，林老师便驾车而来，取走论文；次日，她再驾车而来，把写满建议和批评的论文稿还给我。我们如此往返了四次，终使我的论文如期通过。
之后，林老师和我将学位论文改制成期刊论文的样子，投给了牛津大学的Antiquity。论文很快被采纳了。由于老师出力太大，我把她的名字放在了前面。林老师知道了此事，马上和人在伦敦的编辑通了长途，不容争辩地说：“葛岩是第一作者。”
受到林老师帮助的学生，绝非仅我一人。林老师帮助学生的范围，也不止于学术。小师弟江渝曾对我说，林老师不但教学，还教会了他如何做人。许师母也曾说过，林老师像是勇敢的母鸡，操心也耐心地保护着她的小鸡们。
WestLife有一首颇为流行的歌，我借它的名字来做本文的题目：你成就了我（You Raise Me Up）。 歌词中有这样的句子：“站在你的肩上，我才变得强壮；你成就了我，我才超越了自我”（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学者小传
葛岩,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学学士（中国文学, 1982），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文学硕士（美术理论, 1985），美国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艺术及建筑历史系硕士（艺术考古，MA，1989），博士（艺术考古，PHD，1997），信息科学及电讯工程系硕士（信息科学，MS，1997）。曾先后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1985-1992）, Birmingham Museum of Art（1990-1993）,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1993-1996），Boston College（1998）, Virtual China Inc.（1999-2000），Jupiter Media Metrix Inc（2000-2002），深圳大学传播系（2002-2006），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传媒研究中心（2003-2004）。兼任深圳大学传播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葛岩的研究和写作涉及艺术、考古、媒体经济、媒体制度和商业传播效果测量等多个领域。目前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利用实验心理学方法分析、测量和解释信息传播的过程与效果，在行为科学的范式中观察和理解传播行为。代表性论著有：“Dragon能否表示龙？对民族象征物跨文化传播的实验性研究”，“传播控制与社会恐慌：珠江三角洲SARS消息传播案例的实验性研究”，“软文广告的形式、传播与治理”，“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1998到2001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媒体集团化对于广告产业影响的宏观研究”,“美国教授为什么是终身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