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大学里学科众多，教授们的擅长和兴趣各异，所以，社会服务在各个领域，以各种形式展开。
■ 写时评政论是经济学家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也是经济学具有问题导向特征的具体体现。
■ 今天中国的舆论开放，尽管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应该说已经有较大的空间，使我们能够自由思想、针砭时弊和建言献策。
■ 用文字来影响和改变社会，消除制度性的弊端，摒弃由来已久的陋习，变革那些被权力保护起来的强势，需要积跬步以行千里的精神。
大学的功能里有一条：社会服务。这里，社会服务是狭义的，与人才培养、创造知识（科学研究）、文化引领并列。大学教授们是社会服务的主体。大学里学科众多，教授们的擅长和兴趣各异，所以，社会服务在各个领域，以各种形式展开。
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我除了做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外，以在各种媒体对公共话题发表观点的方式，履行社会服务的责任。经济学家写专栏文章或时评政论，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呐喊”。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经济学家乐此不疲，为媒体写这类文章。事实上，写时评政论是经济学家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不难发现，在媒体的这些文章中，与经济活动、经济现象有关的占有较大比重，这是经济学具有问题导向特征的具体体现。
大师也在呐喊
一项有价值的经济学研究，是从观察现象开始的，直觉比较好的经济学家能够辨别哪些现象中有“戏”，哪些没“戏”，进而对有“戏”的现象进行理论实证，提出一个假说，即科学问题，再对下一步的经验实证作出假设，即给出边界条件，然后通过选择模型、确定变量，并被可重复的经验（通常是数据）所验证后，得出假说是否成立的结论。当然，也有很多研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不过，这里仍然需要对现象或事实做更深入的观察，同时再运用其他分析工具或研究结论，来充实、完善前人的研究。如果说这些是创造新知识的“阳春白雪”的工作，那么，直接针对经济现象或其他社会现象，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常识和方法进行专业的分析和通俗的评说，就是直面大众、直面社会的“下里巴人”的工作。其实，二者并无高下之分。不信，我们介绍几位经济学诺奖大师的工作。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地理学领域均取得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他是《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他的专栏文章既深刻又风趣，鞭辟入里地解析经济社会现象和公共政策，对大众、对社会、对政府产生了广泛的、建设性的影响。他还根据其他学者的经验实证结果，大胆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他在研究人类行为时，总是力图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去揭示其经济动因，在分析影响人类行为的各种因素时，始终把经济因素放在重要地位。在运用经济理论分析人类行为方面，贝克尔是一位成功的先驱者。他是当代经济学家中最富有独创性思维者之一，他常常把观察到的明显不相关的现象与某一些原理的作用相联系，从而开拓经济分析的新视野。为此，贝克尔摘取了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与此同时，他大量撰写专栏文章，历时19年，在《商业周刊》上每周发表一篇与他上述研究和社会现实有关的时评。
当然，经济学家关心公共话题，与他用什么形式表达并没有特别的联系，只不过专栏文章是一种比较方便、常见的形式。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2年出版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中的观点，几乎包括了他关于如何改进公共政策的所有著名建议。1980年，弗里德曼夫妇共同撰写的《自由选择》，则用更加具体、更加通俗的方式考察并分析了与这些建议有关的现实问题，如著名的教育券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单一所得税等。有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建议基于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都远比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更清楚他们自己的兴趣和利益所在；第二，商品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包括思想创造者和政治职位追求者之间的竞争，是为个体和家庭利益服务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对社会最贫困的成员尤其如此。由此，不难发现弗里德曼对各种公共问题和普通大众的关切和情怀。
呐喊是我的业余爱好
当同事们和我谈起报刊上的那些文章时，我通常会告诉他们，写时评和随笔是我的业余爱好。人的业余爱好会在儿时的不经意间养成。我于1960年开始在交大子弟小学念书，打那时起，就有了读报的习惯。由于父亲在交大从事党务工作，每天下班都带回几份报纸，像《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参考消息》等。我一做完功课，就和父亲一起读报，读到不懂的地方，就会问问父亲。记得在那时，哪位同学语文好，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读他（她）的作文。一位语文老师曾和我母亲说，不能多读陈宪的作文了，他会骄傲。以前说一个人骄傲，是最常见的批评。无论如何，我比较喜欢写文章的习惯，得益于儿时的读报，也得益于交大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和语文课。
1972年末，我从插队的农村“上调”到铁路派出所工作。当时，每个铁路局都办一份小报，发送到各基层单位。由于可以阅读的报刊极其有限，所以，每周一份的铁道报，成为铁路职工的精神食粮。我发现上面偶尔也发学习体会或“大批判”文章。于是，我就开始投稿。然而，那时发一篇这样的“豆腐干”文章实属不易，编辑会把作者叫到他办公室，字斟句酌，直改到他认为滴水不漏为止。尽管比较难，我还是在不长的时间发了好几篇文章，并因此被“发现”，调到路局公安处机关工作。
上大学后，我也给报刊投过稿，但几乎都石沉大海。我想，这里有我的水平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舆论封闭。殊不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主流报刊的时评政论，一般就是社论或评论员文章，而且，这样的文章大多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胡福明先生1977年秋投稿的文章，被认为触及了当时的重大课题，但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以个人名义发表，而是经过多人多轮修改，标题最后由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先生改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则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变化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但首先不是发生在主流报刊上，而是当时有了一些非主流的报刊，它们开始刊登评论文章。我198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时，给《经济学周报》投过两三篇稿子，基本上都发表了。不过，那些文章并不是典型的评论，而是不伦不类的理论文章。坚冰的打破，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
90年代初，我回到上海，经常在一些会议上接触到媒体的朋友，在他们的鼓励下，我陆续在《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开始时主要在理论版发，以后各报都专设了评论的栏目，就比较多地发表评论文章了。由此也反映出评论的地位在悄然变化。时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家报纸的特色，就是由它的评论和专版决定的，而新闻本身都是大同小异的。1998年4月，我的个人专栏“透视两难选择”在《解放日报》面世了。这个专栏历时近5年，共发了近30篇文章。专栏开篇的标题经时任理论版主编的周智强先生改为“跷跷板上看天下——谈生活中的两难选择”，真是妙笔生花，生动之至。以后当我把这些文章汇集出版时，没有任何犹豫，就用《跷跷板上看天下》做了书名。那是我的第一本集子，以后又陆续出了四本。前些日子，我又应《东方早报》的邀请，在那里开设了“陈说公道”的专栏，每周或两周发表一篇时评。
呐喊推动着社会进步
一旦选择了市场经济，其开放就必然是多元的，包括舆论的开放。由此，舆论就对公众启蒙、政策走向、文明传播，承担重大责任。今天中国的舆论开放，尽管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应该说已经有较大的空间，使我们能够自由思想、针砭时弊和建言献策。
现在，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就是各种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个中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主流媒体不再仅仅靠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发出声音，各方面专家提供的言论，以及记者对各方人士的访谈，也在发出反映时代潮流和民生民意的声音。在坚持和弘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揭露和针砭各种社会流弊的过程中，这些声音的作用非同小可。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年来，我在主流媒体发表的时评政论，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国务院和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都曾经专函或致电，回应我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或建议。
还可以举两个小例子，说明经济学者在现今社会的话语权是实实在在的。我较早以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为例，质疑公路收费，尤其对政府还贷公路变性为经营性公路提出强烈批评。最近，大家看到沪嘉高速公路取消了收费；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联合下发通知，禁止将政府还贷公路违规转让或划转成经营性公路。这几年来，我对保障房建设中选择经济适用房，也多次提出过批评，并主张以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为保障房的主要类型。我们已经看到，广东省政府明确表态，今后不再建经济适用房。其实，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社会科学家就是通过他们各种言论的集腋成裘，进而产生推动社会前行的巨大作用。
社会的任何变革，乃至每一点社会进步，都和舆论的声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用文字来影响和改变社会，消除制度性的弊端，摒弃由来已久的陋习，变革那些被权力保护起来的强势，需要积跬步以行千里的精神。当量变的积累还不足以引起质变时，我们不能怀疑自己，更不能丧失信心，要相信人类社会的规律总是要发生作用，人类社会的正义总是要战胜邪恶，人类社会的常识和公道总是要取代愚昧和谎言。我坚定地认为，评论就是用规律、正义和常识说话。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一些朋友说我太理想化，我的回答是，一个社会理想化的人多了，这个社会才更加执着，才更有希望。
当然，我写的时评政论数量还不够多，质量更是无法与大师比肩。不过，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习惯，既锻炼脑子，可以使它尽可能晚一点衰老，还可以使自己不间断地大量阅读，做到与时俱进，生活方式也比较健康。想到好的题目就写，我如是说，也如是做。
学者小传
陈宪，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执行院长。
上大学前，先后是插队知青、铁路警察和铁路公安处团委副书记。在江西财经学院读本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博士研究生。
主要社会兼职：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方向：服务经济与贸易，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先后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现代服务经济理论与发展战略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技术创新与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演进机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以及其他省部级项目10余项。自2005年起，每年主编出版《中国服务经济报告》，该报告于2011年列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资助项目。主编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为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教材，并获国家普通高等院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合著的《国际服务贸易》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决策咨询优秀成果、教学成果奖4项。1995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先后出版5本时评、随笔集，1本演讲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