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医者应该是仁者、爱者、善者。在今天，补上孔孟之道这一课，希翼能培养出将来具有“大仁大爱大善”品行的“医学大家”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迫切。
■ 培养大仁、大爱、大善的“儒医”是医学教育的目标和成功的标志。
■ “仁”是儒医的核心价值观，值得毕生追求。
■ “爱”是“仁”的外在表现，医者应该有发自于内心的真爱大爱。
■ 医者应该是发掘“良知”的楷模，避恶行善的实践者。
■ 如果说，“仁”是“根”，那么“爱”就是“花”，“善”则是“果”。
培养大仁、大爱、大善的“儒医”是医学教育的目标和成功的标志
医为何？学医为何？何为“上医”？
这是我家医传百年、我学医从医四十余年、我儿女继续学医从医一辈子所要天天面对的问题。
此处，我所谓的“上医”，并非《素问.八正神明论 》的能“治未病”的“上工”之医，而是我崇拜并终身追求的“儒医”境界。
儒医者，行医而有大仁、大爱、大善者也。观历史，有张仲景、扁鹊、华佗、孙思邈、张从正……；看今朝，有唐宗海、朱沛文、张锡纯、林巧稚、裘沛然……。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的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髓，是人性最美的一面，是渐被经济大潮冲刷而淡去的“孔孟之道”。在他们的医学实践中能够找到本文开头那些问题的答案。
我注意到，时下一些医学生在大叹学医之苦，一些医生也在感叹行医之难。而另一边却还有人在电视台组织节目“围剿”学医的。在这种本不该存在的“医患矛盾”大有“无限升级”、“上纲上线”的背景下，谈儒医、谈“境界”似乎不合时令，但我却认为，恰恰是此时，更有必要。
医，是人类的自我修复机制，得医，是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将“医”定义为“仁术”，习医之人必备“爱心”，行医即为“行善”，这就是医学的“本原价值”。可惜，在经济大潮汹涌而至的今天，“医”被商品化，市场化。当下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和异化，正是“医患关系”可能被炒作的土壤所在。因此，我认为，在保证从医者的生存条件的前提下，回归“医的本原价值观”，学习儒医、崇敬儒医、培养出具有“大仁 大爱 大善”品质的儒医，应该是医学教育的目标和成功的标志，也是除了依靠种种规章制度的“外来强制力”之外，启动“内在修复力”走出“医患关系”阴影的良策。
“仁”是儒医的核心价值观，值得毕生追求
2009年1月17日《新民晚报》曾经以《一代儒医的“道德文章”》为题发表了著名新闻学人夏乃儒对裘沛然的《人学散墨》的评论。如其所说，裘老当年94岁，是闻名遐迩的中医大家、沪上最年长的博士生导师，早已著作等身，为何要花费八年功夫，写下这部“忧世之作”呢？其良苦之心就在于欲为救助“道德风情病”出点力。
裘沛然，生于1916年，卒于2010年5月3日，享年97岁。浙江慈溪人。童年入私塾，师事施叔范先生；后从叔父裘汝银学针灸，并在名医丁济万门下临床实习；曾求学于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等，博采融通，深谙歧黄，行医72年，救死扶伤无数，医德广被称颂。精于儒学，诗文史哲造诣颇深，著书立说等身。历任国家科委中医组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和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文史馆馆员、辞海编辑委员会副主编和中医学科主编、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南方学派代表、上海市劳动模范。著有《中国医学大成》、中国医籍大辞典》、《壶天散墨》等42部专著。
我曾有幸师从裘老3年余，在他身上一睹“儒医”风采，在他身边聆听“儒医”教诲。
我曾问起裘老：“学医最重要学的是什么？行医最重要做的是什么？”裘老爽朗回答：“学仁、践仁”。又问“为什么？”答：“医为仁术”。什么叫做“医为仁术”呢，细读裘老的《人学散墨》，我渐渐体会到“仁术”有三个境界。
一是，“以人心为根本”。《孟子》有一句话叫做：“仁”人心也。裘老曾经给我们解释说，“就人和物的关系而言，人重于物；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爱护。”我理解这句话在医学范围内，就是“以病人为中心”和“治病不忘治心”，以及医患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的人道原则。由此，我在带领学生时，十分注意引导他们“爱护患者”的细节。在每次对学生的“学习评价会”上，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一次，我的一位博士生见到一位黏膜病就医患者因小腿骨折行动不便，主动提出为其付费、配药，我很高兴，鼓励她将患者送出医院，并嘱代叫出租。在接待患者时，我对能够观察到患者有忧虑情绪并发现其“不良刺激因素”的学生给予赞扬。
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时常用《论语.雍也》里的话告诫自己和讲解给学生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并把“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立在了自己的行医“座右铭”中，希望学生也能这么做。所以，当学生抄方有误，造成患者为纠正而多次往返时，我带头给患者赔礼道歉。学生开始不习惯，我问，“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有何感受呢？”久之，学生不但对此举习以为常，而且在给患者施行注射、活检前都会好言告慰，解除患者紧张心理，在操作时动作轻柔。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学生答：“将心比心嘛，就应该这么做。”
三是，具备“克己复礼”的品德。《论语.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指出了“仁者”应该有克制各种过度膨胀欲念的能力。
记得裘老身前很赞赏唐代大医家孙思邈的《大医精诚》，时常让我们再三颂读以下片段：“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差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徙、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裘老用这些古训教育我们，作为“仁者”的医生切忌自满、自夸、自虑、自矜、自许。而应该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问贵贱、勿避险徙、一心赴救、无邀功之心，方可成为苍生大医。他是这么教的，也这么带头做的。
我在“跟师心得”里曾经纪录了这么一件事：“裘老求医者中，有一中年女性，主诉头昏胀，气促心悸，胃纳不馨，并有高血压史， 胸胀腹闷，时有矢气，裘老为之治。一诊后血压有所下降，心悸好转。再诊后，头昏胀亦见起色，然胸闷腹胀如故。三诊后，诸诊皆减，患者喜诉：不仅主诉好转，并且趾甲之疾见瘥。吾辈愕然，视其趾，见十只皆为“灰趾甲”，其中八只灰白色褪，新甲渐长，仅留两只小趾仍有“灰趾”，似在证明其言不假。治头病心病，何以趾瘥？我带着疑问请教裘老。裘老笑言：“此为偶然得之，但得道。”短短数言，反映出裘老“无作功夫形迹之心”的“苍生大医”气质。从老师身上学到的“克服好胜之心、自夸之心、怨恨之心、贪欲之心”，不仅仅影响到我的行为，而且时常将这些教诲告诫我的学生，要他们把修炼品行作为必修课。
“爱”是“仁”的外在表现，医者应该有发自于内心的真爱大爱
既然医学是关于修复人体的学问，那么，关爱人就是医者的天职。孔子认为人与人的仁爱关系是以“孝悌”为基础的。如果说“孝悌”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子手足的自发之爱，那么，医者之爱应该升华为对所有人的、发自内心的普遍之爱，体现为“泛爱众”的真爱大爱。
我是一位孝子，自幼听着《孝经》长大。成人后反哺父母，直至归天，曾经被评为“某某区孝道先进”。在日常临诊中，凡遇老人总是设法让其先诊，凡遇儿女陪伴老人来诊未能挂上号，总是加班加号，学生们怕我长期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累垮身体，要加以阻止，我说:虽然他们不是我的父母，但我们中国的好传统就是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尽心上》）”,只要我们有能力，就应该像孝顺自己的父母那样对待年长的患者。”还有一天，监狱里有一个犯人患口腔黏膜病需要会诊，我带了学生认真地完成了会诊任务，看着我毫不懈怠的诊疗过程，学生理解地说“这就是你要求我们的‘泛爱众’吧。”就这样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渐渐明白“大爱”的道理和应该如何做。
其实，医者的“大爱”不仅仅是“范围广”，还应该有“爱的深度和时间跨度”。什么叫“爱的深度和时间跨度”呢？清代医家叶桂《临诊指南医案》对此作了很好的注释：“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聿著方书，此其立言也。一艺而三善成备，医之有关于世，岂不重且大耶！”这里讲的“立德”、“立功”、“立言”，就是要求医者不仅仅要有不计名利的医德，起死回生的医技，而且要刻苦专研、著书立说、将自已的经验教训传及后代，这种能够惠及子孙的“爱”才是“有深度和时间跨度”的爱。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路人皆知的中医药巨著，其影响至今仍然不减当年。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他之前有徐用诚编撰的《本草发挥》、朱潇编撰的《救荒本草》、兰茂编撰的《滇南本草》、王纶编撰的《本草集要》、陈嘉谟编撰的《本草蒙筌》为其“打底”。这个例子说明了历代医家的大爱之心，与“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留一手”心理有着极大反差。正是以此为榜样，我在医学教学中从不保守自己的临床心得，尽可能地将自己摸索多年的临床经验和盘托出，写进教材和讲课多媒体。在临床带教中还将我的家传有效方子用于临床，组织学生开展临床研究和验证，改进为院内制剂，给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机会和更好的临床疗效。鉴于院外会诊往往是重症、疑难杂症，我认为是很好的教学机会，因此总是轮换着带领学生前去，在会诊中详细讲解思路和处理方案，使学生更快更好地掌握我的经验。
医者的“大爱”还有一成含义，就是“当出现自我的小利与社会的大利冲突时，能有舍己为人的自我牺牲举措”。回想那年“萨斯”大流行，有多少医务工作者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为战胜“萨斯”而义无反顾地争相奔赴第一线，这就是“亏小仁以就大仁（《说苑.贵德》）”的大爱之举。在汶川地震之时，我带头５次捐款，还报名赴川参加抗震救灾，尽管未获批准，但在学生中起到了积极影响，使他们懂得了在社会为难之际应该怎么做。后来在组织上需要医务人员支援西部时，我的学生踊跃报名，并有2人克服家庭困难完成了支援任务。
医者应该是发掘“良知”的楷模，避恶行善的实践者
有一次我问学生：“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没想到这个古老的话题也把他们问住了。旋即，我给他们讲了英国《自然》杂志2007年刊登的一个有趣的试验：耶鲁大学做过对6－10个月大、还不会说话的婴儿进行“好人”“坏人”反应测试。他们用木头做了四个面貌相似的假人——“A人”、“B人”、“C人”和“D人”。试验一：开始“A人”作爬山状，“B人”出来向上推，帮助“A人”爬上山顶；然后换为“C人”出来将“A人”推下山。当鼓励受试婴儿在“B人”和“C人”中选择一个时，80%的婴儿伸手接近有“助人为乐”精神的“B人”。试验二：为进一步验证婴儿感情反应的真实性，他们又把 “D人”作为与爬山事件不相干的“中性人物”分别与“B人”或“C人”同时出现，再让婴儿“二选一”，结果多数婴儿在“D人”和“B人”中选“B人”；在“D人”和“C人”中选“D人”。说明婴儿有“向善”的本能。
“那么为什么人间还会有那么多的丑陋事、血腥事、不平事呢？”学生问我，可见有关人本性的话题引起了学生的兴趣。为找答案，我与学生一起翻阅裘老的《人文散墨》，发现裘老引用《孟子.告子上》的话很有道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个“四心”被称为“四端”，“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说，人的四种善心就像四肢是生来就有的，但称其为“端”是因为它们只是“开端”、“苗苗”，因而“性善”只能说明人体中有“善芽”，而这种“天良”如果不加发掘，就会被“潜藏”和“休眠”。
如今，既然医学模式已经发展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那么启发良知更应该是医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此，我在研究生教学中特意安排了有关孔孟之道的讲座，例如《儒医眼中的孔孟之道》、《医德、医技、医艺》、《历代医家精神介绍》等。平时接诊中特别注意设法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遇见经济特别困难者，还解囊相助。遇有不良嗜好的患者，在治其病时还与其交心，劝其“改邪归正”。在“9.20爱牙日”等公益活动中积极发挥组织和直接参与者的作用，在世博会期间下里弄宣讲“关爱你的口腔黏膜”等题目……。这些言行影响着我的学生，从他们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反馈信息来看，不少人因为他们的“善行善举”受到患者的欢迎和所在医院“精神文明”方面的表彰。
自己在学习历代医家和揣摩身边 “医学大家”（例如裘沛然）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的“善”正如《大医精诚》描绘的“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同时，我还在他们身上发现刻苦、坚毅、无怨无悔地花费毕生精力提高医技和医艺，努力为患者高效地解除病痛，是更高境界的“上善之举”。我的另一篇跟师心得《读裘老<读书抄本拾遗>有感》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跟师期间，得裘老赠书两部，一谓《裘沛然医论文集》，一谓《读书抄本拾遗》。余掌灯夜读，实为裘老治学精神所感动。《读书抄本拾遗》系74年前老师就读医校时抄录诵读之书稿，因经战乱，至今所存无几。2006年老师整理藏书得《妇科学》、《舌苔学》、《伤寒论选读本》、《温病抄读》等四册，予以付梓，并附医论两则，其字迹之工整清秀，医论之精到，叹为观止。吾深感老师的高超医疗技术其收效在于苦功。如老师在“前记”中所写：“购书读不如借书读，借书读不如抄书读”，还引用坡公之言“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君自明”真正是学医（尤其是学中医）之要旨所在。抄书而读，足见苦功。以老师的亲身体验，是“因抄录之际，每能殚精竭虑，加深领悟。”结果是“余于伤寒温病之学能略识梗概者，盖得力于当年之抄读”。联想到当今学人，大有急功近利者在，不要说读书，就是写论文，也依仗电脑现代手段，整段下载而不用动笔动脑，这与老师一辈的苦练成道相去甚远。”这段真实感受的纪录不断激励我，也激励着我的学生们，我们明白了对一个习医者或行医者来说，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更是不断启发良知的“上善之举”。今年，我们因为有此认识而师生相互鼓励，在我花甲之年中标了国家中医药局的“十二五”重点专科项目和上海市中医药三年行动计划重大课题项目；我的一位博士研究生为发掘我科几代医师近半个世纪的临床经验，从一万六千多份临床资料中筛选整理出四个“癌前病变”病种进行分析，发表了12篇SCI收录的文章，他本人为此累病了……。
如果说，“仁”是“根”，那么“爱”就是“花”，“善”则是“果”。医者应该是仁者、爱者、善者。在今天，补上孔孟之道这一课，希翼能培养出将来具有“大仁大爱大善”品行的“医学大家”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迫切。
学者小传
周曾同，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二级教授、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华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中西医结合专委会主委，口腔黏膜病专委会前任主委，国际牙医学院院士，上海市口腔医学会会长，上海市口腔临床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上海市口腔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和“十二五”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上海市中西医结合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国家自然基金会和国家药监局评审专家。
周曾同教授生于一个四代中医家庭，自幼耳濡目染对中医有浓厚的兴趣。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成为第一批医学生。毕业后从事口腔黏膜病的临床诊疗、科研和教学工作，在中西医结合诊治口腔黏膜疾病方面有独到之处。曾先后多次赴美国、日本、德国等进修、高访，主持了20项科研课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40篇，专著25部,获国家发明专利3项。获科技进步奖等6项。
周曾同教授热爱医学教育工作，是国家级精品课程《口腔黏膜病学》主讲教授，“宝钢教学奖”、“育才奖”获得者，2010～2011年被评为上海交通大学“师德标兵”。除了每年参加本科生授课以外，已经培养了博士生和硕士生50余名，被学生誉为“慈父”般的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