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刑罚如双刃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要使刑罚运用公正，就须建立法治社会。
■ 在文明国家，公民人权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与保障。保障人权不受非法侵犯，这是法治的本源。
■ “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进新修订《刑事诉讼法》，成为整部法律修订的指导原则，这是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
■ 犯罪是社会矛盾的综合产物，仅靠严惩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更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50年代，我出于豫西山区，1975年参军，在东海一座孤岛度过5年军旅生涯。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走上了与法治建设密切相关的人生之路。1979年从部队参加地方高考，填报志愿时，正赶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公布，举国的学法热潮促使我产生了学法的冲动，毅然选择报考政法类院校，并有幸成为该校复校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从此我对国家刑事法治建设产生了浓厚兴趣。本科毕业后我继续攻读了法学硕士，1993年又考取武汉大学刑法博士，我的人生就这样和刑事法治有了不解之缘，学习刑法，研究刑法，教授刑法，宣传刑法，实践刑法构成了个人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我见证了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从起步到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并对其中内涵有了较深的领悟与理解。
筚路蓝缕，快速发展
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历史悠久，缺乏现代法治的土壤。新中国成立后，法律缺位又延缓了国家的法治建设进程。再以后的一段时期，法律又遭到随意践踏，中国的法治，特别是刑事法治走向崩溃边缘。
残酷现实使人们明白一个道理，“刑罚如双刃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治国不可无刑罚，但刑罚滥用也是一种灾难。要使刑罚运用公正，就须建立法治社会。粉碎“四人帮”之后，拔乱反正之初，举国百废待兴，国家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并把刑事法治建设当作头等要务，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制订工作。1980年初，“两法”正式生效，中国刑事法领域无法可依的混乱局面终告结束。
虽然我国刑事法治建设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进步也很快。从立法进程来说，“两法”生效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立法机关先后又对“两法”多次修改，1997年全面修改刑法，使刑法典条文从192条增加到452条；此后，又先后通过八个刑法修正案，继续进行完善。1996年《刑事诉讼法》全面修订，今年3月14日的全国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再次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该决定全文共110条，对刑诉法修改力度非常之大，不但法条数量由225条增加到290条，而且许多基本制度都有所改动。“两法”修订所体现的新的法治精神又一次引起世人关注。
保障人权，迈向本源
按照法律的传统，《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主要功能是惩罚犯罪，这也被明确写入法律之中，而对罪犯及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则不太受重视。现实生活中，有罪推定、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非法侵权现象屡有发生，在实质正义面前，这些做法被披上了效率、合理的“外衣”。这样做固然可以尽可能多的将犯罪者绳之以法，但同时也可能使无辜者含冤受屈。佘祥林、赵作海等冤假错案的一再出现，人们开始对法律功能进行反思，公民人权价值更加受到重视，国家在保障人权方面承担起更为重要的责任。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加入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内的25项国际人权公约。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一样，当然成为刑事法治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
1980年以来 我国刑法的修订过程，就主要表现为一个不断加重惩罚犯罪力度的过程。大量增设新罪，诸如恶意欠薪、扒窃、醉驾、非法出售、获取公民个人住息、恶意透支等众多违法行为都被规定为犯罪，不仅降低了入罪门槛，提高法定刑幅度，还保留了死刑刑种，增设单位犯罪，放宽累犯条件等，这些都体现出明显的加重惩罚的色彩。
1997年之后，人权保障的内容也开始出现在刑法条文中，例如罪刑法定原则写入刑法，坚持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废除有罪类推制度，明确犯罪构成要件和量刑情节，分解流氓、投机倒把等“口袋罪”罪名等，这些均体现了限制司法擅断，保障公民人权的法治精神。
《刑事诉讼法》的两次修订也是朝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方向发展。今年最新的修订，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新的刑诉法对于严重犯罪规定了较为严厉的诉讼程序，例如，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必要时，允许在指定的居所执行监视居住；对涉嫌犯重罪的，或者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再次涉嫌犯罪的人，要求必须予以逮捕；拘留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司法机关可以不通知家属；重大、复杂案件的传讯时间限制由12小时提高到24小时；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等重大犯罪案件，司法机关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对于不能到案接受侦查、接受审判的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等重大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规定了追缴违法所得和涉案财产，没收违法所得的程序。
另一方面，新的刑诉法又规定了很多保障诉讼当事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内容。主要有：第一，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第二条，成为整个刑事诉讼法修订的指导原则。第二，明显加强对辩护权的保障。最重要之处是将律师介入案件辩护的时间，由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开始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就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律师持合法手续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押机关必须在48小时安排会见。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社会弱势群体还可通过国家法律援助机构获得辩护帮助。这些规定既有利于律师辩护职能的发挥，也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等现象的发生。第三，规定检察机关承担公诉案件有罪证据的举证义务，并明确司法机关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认其罪。第四，禁止司法机关使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并对非法证据规定了详细的排除规则和程序。第五，侦查人员对被看守所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只能在看守所内进行，要保证讯问对象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并要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第五，规定证人出庭制度。如果证人证言遭到异议，法院可以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法院还可以给予相应处罚。第六，强调上诉不加刑，明确禁止二审法院借助发回重审的方式对上诉人变相加刑。第七，倡导无罪推定精神，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如果不能证明犯罪成立，司法机关必须作出无罪决定。这些规定，无不体现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精神。法律的人权保障功能不断加强，是我国刑事法治不断取得进步的显著标志。
宽严相济，日趋完善
传统刑法以打击犯罪为主要目的，重刑主义色彩还十分明显，“从重从快”成为我们熟知的法律适用方法。然而实践证明，一味搞严打活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与稳定问题，犯罪是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产物，只有靠多元综合治理的手段才能解决。正是基于这种新的理解和认识，进入新的世纪以后，党和国家及时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成为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指导思想。新近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就充分贯彻了这一政策。
《刑法修正案（八）》一改此前历次刑法修正案一味强调重刑的立法倾向，规定了许多从宽处罚的内容。例如，取消了13个罪名的死刑，对未成年人、已满75周岁的老人，孕妇等特殊群体规定了更轻的刑罚处罚措施，将“坦白从宽”上升为法定的量刑情节等等。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也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精神。例如，严重危害社会案件的诉讼程序规定明显严于轻微犯罪。在逮捕条件、拘留通知家庭、监视居住场所、律师保密义务、技术侦查措施等规定方面，也均表现出重罪从严、轻罪从宽的特点。在这次修订案中，专章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根据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情况，从更有利保护犯罪未成年人的利益出发，规定了一整套较成人案件更为宽松的诉讼程序。特别是增加了对犯罪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和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此相联系，《刑法修正案（八）》中也增加了对犯罪未成年人免除“前科”报告义务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为了给失足未成年人提供更为宽松、适宜的诉讼和今后的成长环境。新增加的“刑事和解”程序，允许轻罪和解，限制重罪和解，这也体现了宽严有别的要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强化刑法积极保护社会功能
社会公众当然希望已有的犯罪都能得到公正地惩罚，但他们更关心的是自身的合法利益，在未来如何能不受到非法侵犯，这就要求刑事法治必须具备预防不法侵害的功能。新修订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在这方面多有体现。例如，改革我国非监禁刑的执行制度，对于管制、缓刑、假释的非监禁罪犯，明确规定必须进行社区矫正，以期通过借助社会力量对这些罪犯进行监督和改造。允许司法机关在必要时，对这些罪犯或者被取保候审者下达“禁止令”，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或者从事特定的活动，以免其再次危害社会。对于被判决死缓的特定罪犯，法院有权决定对其限制减刑，使其以后再被减刑后，实际所服刑期不低于25年；对于严重的犯罪者，禁止适用假释程序；对罪犯适用缓刑、假释程序时，必须考虑对其对社区的影响。证人如果遇到危险，国家有义务提供安全保护；对于已经实施严重危害行为，依法不承担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如果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司法机关有权予以强制医疗，这一系列规定主要是着眼于防止这些人继续危害社会。刑事法律的预防和保护功能不断加强，使我们的生活更有保障。
我国刑事法治通过不断的修订、完善，发展进步。作为一个从事法学教育与研究的学者，我不仅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亲历者，也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我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为法治建设出谋划策，如遏制酷刑对策、刑罚制度改革、死刑程序完善等，都直接为法治建设提供意见和建议。通过长期从事法学教育，为国家培养法律专业人才；通过给司法机关提供咨询服务，服务于司法实践。我希望通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国家能够尽快实现现代法治社会的目标。
学者小传
张绍谦，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学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
张绍谦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刑法学会研究会副总干事，研究领域为刑法学和犯罪学。张绍谦教授2003年到上海交大任教，十分重视本科教学，坚持每年给本科生上专业课程，严谨的作风与生动的教学受到同学们广泛好评。有学生这样描述他：“为保证连续授课的质量，张老师总是带着金嗓子喉宝给我们上课。”2006年他以最高票当选交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2011年，他再次获此殊荣；自2008年凯原法学院设立“最受学生欢迎教师奖”以来，他年年获得此奖，迄今已蝉联4届，为人才培养和法学教育改革辛勤耕耘。
张绍谦教授致力于人才培养、学术创新、实践探索。撰写多篇学术论文，主持2项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其译著《法律中的因果关系》于2009年获教育部人文和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张绍谦教授受聘担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特邀研究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及徐汇等6个区人民检察院的业务咨询专家等职，为加大院校对社会服务力度，扩大上海交大法学专业在社会的影响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