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n 处在科学前沿的人，他们知道科学是有局限性的，也知道绝对的精确是不存在的。
n 科学和正确的关系远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些东西也并不是因为它正确它才被接受的。
n 科学即使已经解决了很多很多问题，在现阶段得分非常的高，也并不能保证它永远如此。
n 文理二者要交融，要多元和宽容，谁也不是至高至善的，大家应该有平等的地位。
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很多文科学者对科学非常崇拜，而真正搞科学前沿的人，他们知道科学是有局限性的，也知道绝对的精确是不存在的。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里有三大误解。笔者自己是学天体物理专业出身，很长时间里，这三大误解在笔者身上都有，但是研究了一段科学史之后，就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误解一：科学等于正确
在日常语境里，我们称赞某个东西的时候，经常说这个东西“很科学”，在这里，科学被认定为等于正确。
但是只要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知道科学不等于正确。
因为科学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进步的时候肯定就把前面的东西否定掉了，前面那些被否定掉了的东西，今天就被认为不正确。比如，我们以前认为地球在当中，太阳围着地球转，后来我们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再往后我们又知道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还知道地球绕日运行也不是圆周运动而是一个椭圆，再后来我们又知道椭圆也不是精确的椭圆，它还有很多摄动，如此等等。
由于科学还在发展，所以今天的科学结论就不可能是对客观世界的终极描述——我们平日常用的一个说法“科学事实”，就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其实我们只是将此刻科学界采用的结论视为对客观世界的终极描述。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知道，这不是终级描述。以后科学还要再发展，未来的结论中我们今天的认识又不对了，或者退化为一个特例——比如牛顿力学退化为相对论效应非常小的情况下的特例等等。旧的结论总是被新的结论取代，那么那些被取代的东西，它们是不是还算科学呢？
科学的阶段性成果当然也是科学。我们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科学，主要不是看它的结论正确与否，而是看它所采用的方法，和它在当时所能得到的验证。北大的刘华杰教授提出一个说法：“正确对于科学既不充分也非必要”，就是说有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它是科学，还有一些肯定正确的东西它不是科学。这很容易举例，比方说今天晚上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这样的话就是肯定正确的，但没有人会承认这是科学，所以很多正确的废话都不是科学。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哥白尼学说胜利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某一种理论被我们接受，并不一定是因为它正确。
我们以前被灌输的一个图像是这样的：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一旦客观世界的规律被我们掌握，我们就能描述这个世界，我们甚至还能够改造它。科学的之所以会胜利，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向我们展现一个又一个正确的事例，最后我们就接受它。
但是实际上我们考察科学史的例子就能看到，在很多情况下，科学不是因为它正确才胜利的。这个哥白尼的事例是许多科学哲学家都分析过的——当年库恩等人都在哥白尼身上花了很大工夫，拉卡托斯也是这样，因为这个例子很丰富，从中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哥白尼提出他的日心学说，为什么很长时间欧洲的科学家都不接受呢？这是因为他的学说有一个致命弱点——人们观测不出恒星的周年视差。而从日心学说的逻辑上说，恒星周年视差一定是存在的，哥白尼的辩解是它太小，我们观测不到。这个辩解是正确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望远镜，观测仪器确实观测不到。后来直是到1838年，贝塞尔才第一次观测到了一颗恒星（天鹅座61）的周年视差。
按照我们以前关于正确的图像，显然哥白尼学说应该到1838年才可以被学者们接受，因为在此之前他的理论有一个关键的检验始终不能证实，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学说。然而事实上哥白尼学说很早就胜利了，比如开普勒、伽利略都很早就接受了哥白尼学说。为什么他们会接受它呢？在当这个学说还没有呈现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所谓“正确”的结果来时，为什么它已经胜利了呢？
现在库恩等人考证，这是因为新柏拉图主义。哥白尼也好，开普勒也好，这些人都信奉哲学上的新柏拉图主义——在这种哲学学说里，太阳被认为是宇宙中至高无上的东西。因此他们出于这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不等哥白尼被证实为正确，就已经接受它了。
这个例子确实可以说明，科学和正确的关系远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些东西也并不是因为它正确它才被接受的。这个事实可以直接过渡到后来SSK理论中的社会建构学说，实际上伽利略等人接受哥白尼学说就是在进行社会建构——用他们的影响、他们的权威来替这个学说作担保：虽然还没有验证它，但我向你们担保它肯定正确。
误解二：相信科学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
其实在澄清了第一个误解之后，澄清第二个误解就变得很容易了。
很多唯科学主义者辩解说，我什么时候说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啊？我从来没这样说过啊。但是他其实是相信的，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也相信这一点。我们最多退一步说，只要给我们足够长的时间，科学技术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一种信念，因为科学已经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物质上的成就，以至于我们相信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这个说法也可以换一种表述，说科学可以解释一切事情：只要给我足够长的时间，我就可以解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归根到底，这只是一个唯科学主义的信念。这个信念本来是不可能得到验证的，实际也从来没有被验证过。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个信念是有害的。
因为这个信念直接引导到某些荒谬的结论，比方说已经被我们抛弃了的计划经济，就是这个信念的直接产物。计划经济说，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社会的全部需求，我们还能知道这个社会的全部供给，我们“科学”地计算了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我们就能让这个社会的财富充分涌流，它既不浪费也不过剩也不短缺——以前搞计划经济的人的理论基础就是这样的。结果当然大家都知道了，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是贫困，是落后。今天中国经济有这样的发展，不是计划经济的结果，而是抛弃了计划经济的结果。
阐述唯科学主义和计划经济关系的著作，最好的就是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半个多世纪前，那时理性滥用还远没有今天这么严重，但那时他就有先见之明，而且对于唯科学主义会怎样导致计划经济，再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专制集权等等，他已经都根据前苏联的材料非常准确地预言了。
误解三：将科学视为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
在前两个误解都已经得到澄清的情况下，解决第三个误解就完全是顺理成章了。
这第三个误解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同意的。“科学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笔者以前也是这样想的。因为这和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信念是类似的——它基本上是建立在一个归纳推理上：因为科学已经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就，所以我们根据归纳相信它可以取得更多的成就，以至于无穷多的成就。
科学哲学早已表明，归纳推理是一个在逻辑上无法得到证明的推理，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得不使用它，但是我们知道它并不能提供一个完备的证明。因此，科学即使已经解决了很多很多问题，在现阶段得分非常的高，也并不能保证它永远如此。况且这个得分的高低，涉及到评分的标准，其它的学说，其它的知识体系的价值怎么评价，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况且世间有许多问题，明显是科学不能解决的，比如伦理问题、道德问题、人生观问题等等，都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还要相信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呢？
除了类似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归纳推理之外，它还有一个道德上的问题。
因为我们以前还描绘了另外一个图景，我们把科学家描绘成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只知道为人类奉献，他们自己都是生活清贫，克已奉公，他们身上集中着很多的美德。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科学家也是人嘛，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利益诉求。
我们应有的态度
20世纪50年代，C. P. 斯诺做过两个著名的演讲。斯诺自己原来是学理工科的，后来又在文科中活动，所以他觉得他文理都知道。他有一个演讲是《两种文化》，中译本有好几个了。他那时觉得科学技术的地位还不够高，因为学文科的那些人还有某种知识上的优越感，所以他要给科学技术争名位。到了今天，情况完全变了，钟摆早就摆到另一端了，如果C. P. 斯诺活在今天的话，他就要做另一个演讲了，他要倒过来给文科争名位了，因为如今在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都受到了很强的排挤。
实际上文和理之间，斯诺的诉求还是对的，这两者要交融，要多元和宽容，谁也不是至高至善的，大家应该有平等的地位。
那么这个多元和宽容，意味着什么呢？
宽容可以是这样：即使我自己相信科学，我也可以宽容别人对科学的不相信。科学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所以我们肯定在很多事情上要用科学来解决，但是那些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求诸别的东西。
所谓宽容，是说你自己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你不把这个立场强加于人；宽容就是要宽容和自己信念冲突的东西。这和你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你自己恪守某些道德原则，并不是必然冲突的。
2007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院部主席团”联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这个历史文献的重要性，很可能还没有被充分估计和阐述，所以值得在这里特别提出。
这个文献里特别提到：“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于其它知识之上”——这个提法是国内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我们以前都认为科学是最好的、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所以它理应凌驾在别知识体系之上。但是现在《宣言》明确地否定了这一点。
另外，《宣言》强调，要从社会伦理和法律层面规范科学行为，这就离开了我们以前把科学想象为一个至善至美事物的图像。我们以前认为科学是绝对美好的，一个绝对美好的东西，根本不需要什么东西去规范它，它也不存在被滥用的问题。绝对美好的东西只会带来越来越多美好的后果。所有存在着滥用问题、需要规范的东西，肯定不是至善至美的东西。所以这种提法意味着对科学的全新认识。
《宣言》中甚至包含着这样的细节：要求科学家评估自己的研究对社会是不是有害，如果有害的话，要向有关部门通报，并且要主动停止自己的研究，这就等于承认科学研究是有禁区的（在不同的时期禁区可以不同）。这也是以前从未得到公开认同的。
这个《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完全可以代表中国科学界的最高层的意见。这个文件表明：中国科学界最高层对于国际上的先进理念，是大胆接受的。
学者小传
江晓原，1955年生，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交大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上海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长期领导中国唯一的天文学史研究组，1994年由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教授。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
以天文学史和性学史研究著称，并致力于科学文化传播工作。近年又对科幻与科学前沿的互动进行科学史研究。已在海内外出版了《天学真原》等专著、《江晓原三十年集》等文集、《剑桥插图天文学史》等译著、主编《科学史十五讲》等教材，共约70种。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主编《我们的科学文化》系列丛刊。多年来还发表了大量书评、影评、随笔、文化评论等，并在京沪等地多家报纸杂志长期撰写个人专栏。
“科学o历史o文化”网站（http://www.shc2000.com）主持人。新浪网博客：http://blog.sina.com.cn/jiangxiaoyuan
（供稿单位：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