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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侠:科技界也需要一种轮耕制

  近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程代展研究员在科学网上发表一篇博客文章《昨夜无眠》,说的是他非常看好的博士生放弃科研之路,选择去当一名中学教师。程老师对于这么优秀的博士生选择放弃科研的行为表示深深地惋惜和不解,由此引发科技界的广泛讨论。客观地说,程老师的文章拉开了中国科技界一直隐隐不显的帷幕,借此契机,我们有理由把这个隐秘的盖头扯下来,看看当下中国科技界到底遭遇怎样的生态环境与面临什么样的隐忧,也不失为这次事件带来的一种积极后果。

  程老师的文章中介绍,这名博士生在读博期间大多时间都在实验室工作,由此换来了发表很多漂亮文章的结果,而且该博士生承担的许多其他工作也完成的很不错,得到各方面的充分认可。很有意思的是,一篇据说是该博士生的回应文章透露出的心声,却是各方所不曾意识到的,该博士生坦言:完成这些被指定的任务感到很累,不仅仅是身体的,更主要的是心累。这句看似寻常的话,却道出千千万万中国科技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心声:中国科技界已经处于整体疲劳状态。这些年奉行的向时间要效率的行业规则,已经成为中国科技界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问题是物理时间对于任何个体来讲都是确定的,不可能无限开发,总要给生存本身留下必要的再生产时间,通俗地说,总要留出休息与生活的时间,当科研把这些时间都当做无意义的部分而开始名正言顺地慢慢侵占的时候,生活本身的意义在迅速被压缩,这种挤压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那些敏感性高的人会率先质疑与拒绝这种对时间的肆意侵入的规则,力争让生活回归比较丰富的常态。联想到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知识分子早逝现象,应该是对这种境遇的一种很好的间接证明。

  是什么因素加剧了这种对生活时间的肆意侵入现象呢?其实,这就是我们当下奉行的逐渐片面化的人力资源开发理论造成的恶果。这种开发理论的主旨已经演变为不惜任何代价地向资源获取最大的效用,人变成与其他资源要素完全相同的另一种新兴资源,在这种背景下,拒绝被开放就意味着被合理地抛弃。由此,开发过度就是这种理论的必然结局。问题是人是一种有情感、有意识的资源,不是机器,他有多方面的需求,当这些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会做出理性的选择,以此实现个人幸福感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力资源理论不仅仅要关注人作为一种资源的开发问题,更要关注人作为一种资源的保护问题。毕竟任何资源开发过度都会面临枯竭的,人力资源也无法逃开这个共同命运,作为人力资源的产出品,创造力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的,它的维系也是需要条件的。

  之所以有很多人(包括程老师)对于这名博士生选择放弃科研之路表示惋惜,其实这很好理解,这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沉没成本问题。毕竟这名博士生在数学领域打拼十年,这十年时间里,他为此投下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一旦放弃,这些投入都变成没有回报的浪费,这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因为这种行为是非理性的。基于尊重沉没成本的角度考虑,这名博士生的投入真的变成了完全沉没成本吗?显然不是,毕竟他到中学去当数学老师,数学知识仍然在发挥作用,也许有一部分前沿知识在中学里无法应用了,但是,这部分沉没成本兑换成了一种能够给他当下生活带来更大快乐的部分。仅从效用角度考虑,这部分成本也没有沉没,只是转换了形式而已。另外,从更大的宏观角度考虑,他到中学教书,能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知识溢出效应。毋庸讳言,目前我国的中小学教师整体水平亟待提高,他的加入会以实际行动从微观处改变这种状况。如果未来他能培养出更多的数学人才不也是一种对社会的巨大贡献吗?我们真的很难说清作为数学家的他和作为教育家的他,哪一个对未来中国的贡献会更大,就如同当年弃医从文的鲁迅。换一个角度来说,反观中国科学界的生态,不难发现,从事科研这条路远比想象的要艰难得多,整个行业过度竞争带来对个体时间的无限制开发,导致所有的人都在苦力坚持,科研带来的乐趣也越发变得没有根基,再加上各个机构评价标准的水涨船高式的层层加码,那个原本清晰可见的理想目标变得越发模糊与不确定,与其把未来交给不确定性,还不如让心情放松一下,并顺手抓住一个十米之内的小目标,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毕竟通向幸福的道路有很多条。联想到我们哲学这个行当,历史上有很多哲学大师都是从当家庭教师开始渐入事业佳境的。冷静下来安顿好生活过后,说不定还有英雄归来的那一天,而且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数学界,那也是未尝可知的事情。

  基于上述考虑,为了避免更多类似现象的发生,应该尽快调整当下扭曲的人力资源理论,从注重开发向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内涵发展模式转变。就如同土地资源一样,历史上人们为了避免土地被过度开垦造成地力下降情况的出现,对土地采取了轮耕制,给土地以恢复地力的时间。对于人才资源同样需要采取一种“轮耕制”,只有这样人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才是可持续的。

  摘自《科技日报》:http://www.stdaily.com/kjrb/content/2012-11/30/content_54637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