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并开始殃及各国的实体经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势所难免。此次危机不仅对各国的内部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也大大恶化了国际经济环境，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制度形成了巨大冲击。目前，这股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仍在继续扩大和加深，何时会到达谷底、对世界经济会造成多大程度的损害实难预料。人们普遍认为，这场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强度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破坏性最强的一次金融危机，不会很快结束，而且它对世界经济的破坏将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这不仅仅是某个创面的危机，而是一场整体结构性危机。

　　可以预料，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将会对整个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国际实力对比和国际格局将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美国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始发国，也是危机风暴的中心，因此它所遭受的冲击和打击也最大、最明显。不管这场危机的周期有多长和如何结束，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将会遭到重创。更为严重的是，金融危机已使人们对华尔街信誉的怀疑发展到对整个美国诚信和美国模式的怀疑。这不仅会使美国今后的债务发行和全球融资愈加困难（对于依靠外来资金推动的美国经济来说，这无异于釜底抽薪），而且将对美国的软实力造成毁灭性打击，其国际影响力也必将严重削弱。日本和欧盟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也损失惨重，双双陷入经济衰退。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衰退必然会导致国际实力对比的加速变化，并深刻影响建立在国际实力结构基础之上的国际格局，“一超多强”的结构面临进一步深刻的调整。

　　其次，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进而国际政治秩序和制度将会加快调整和改革的步伐，国际强权将会受到进一步遏制。目前的国际秩序和制度基本上是建立在美国霸权和西方强权的基础之上的，西方国家基本上垄断了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这不仅源于美国和西方经济政治实力的强大，也源于其推广西方式民主、自由经济和价值观念的坚强意志。而此次危机则使这些所谓的普世理念受到了广泛质疑，必将招致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抵制，也会大大削弱西方国家依靠强权推行这些理念的力量和意志。国际秩序和制度的调整、改革将在此背景下加快进行，而和平、合作、民主、平等、相互尊重将会主导改革的方向。

　　再次，全球化的步伐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放缓，民族主义情绪将会上扬，国家间矛盾将有所加剧甚至有可能激化。1997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均表明，融入全球化程度越高，防范措施越少，受到的危害也越大。因此，加强金融监管、防止被转嫁危机、增强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刺激内需就成为目前各国应对危机的政策选择，民族主义情绪在各国都有所抬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之间立场和政策的协调会更加困难，矛盾会更加突出，外交危机和国际冲突有可能加剧。甚至有专家设想，如果危机得不到有效遏制，不排除美国铤而走险，通过战争转嫁危机的可能。

　　作为全球化的一员和对外依存度较高的经济体，中国也未能避免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专家预计“蝴蝶翅膀效应”还会进一步凸显。自9月份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出口明显下降，税收大幅回落，消费低迷，企业融资困难，失业率明显上升。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新的形势，中国政府迅速制定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通过积极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大力提升内需的方针，并提出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
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我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必然会要求我国外交做出相应的调整。如何在确保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拓宽国际市场，规避和减少外部风险，加强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能力，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向更加民主、公平和合理的方向发展，是我国外交当前和今后面临的重大课题和严峻考验。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准确分析和判断目前世界经济的整体状况及其未来发展方向，防止出现指导思想上的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对于当前和今后的世界经济形势，国内外学者和政治家们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些观点甚至截然相反。对此，我们应冷静观察，科学分析，做出准确判断。这是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的基础。

　　其次，要坚持以我为中心，一切以有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为出发点，防止盲目跟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大国紧盯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极力鼓动中国注资救世，为此罕见地对中国充满了溢美之词。对此，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力承担挽救世界经济危机的重任，必须首先解决国内经济发展问题，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

　　第三，在心理上、政策上和制度上要做要防范西方大国向我国转嫁危机和借危机加强向我国施压的准备。不择手段地追逐利润是资本的本质。从历史上看，向外转嫁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在面临经济危机时的一贯做法，此次也不可能例外。目前，欧盟国家是美国危机转嫁的最大受害者，但随着危机的扩大和加深，整个西方向非西方国家转嫁危机是其必然选择。中国作为近年来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无疑是西方转嫁危机的首选目标。为此，我们要充分做好准备。

　　第四，要努力将维护原有出口市场和开辟新市场结合起来，避免外贸形势的急速恶化。尽管我国政府制定了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导向向内需拉动转变的政策，但真正实现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避免外贸急剧萎缩给经济造成过大的冲击，我国应当制定一项循序渐进的外交计划，将出口商品升级和对外贸易多元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五，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磋商、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危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不会因为当前的世界危机而彻底逆转。因此，国际合作是顺利战胜危机的必由之路，也是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良性发展的必要途径。中国应当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加强磋商、协调与合作，并在量力而行的原则下承担起应负的国际责任，这也是树立中国良好国家形象的有利时机。

　　第六，应当利用当前西方国家深陷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强在我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领土主权问题始终是我国的核心利益，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再利用自身的优势，以此为要挟迫使中国做出重大让步，甚至频繁上演“双簧戏”。近年来，美、英、德、法和欧洲议会等更是轮番上阵，不断冲击中国核心利益的底线。面对此种局面，中国常常表现得很无奈，国家利益因此遭受重大损失，民族分裂势力的活动也越来越猖獗。对此，我国应制定一项万全之策，变被动为主动，避免继续受制于人。

　　第七，应积极展现中国发展理念和模式的正效应，努力打破西方在经济、政治上的话语霸权。长期以来，西方式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模式等被作为普世标准强行向世界推广，并且成了西方压制其它国家的重要工具。在这些方面，西方拥有无可置疑的话语霸权。此次危机恰恰暴露了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弊端，遭到了包括许多西方人士在内的广大民众强烈质疑和批评。相反，唱好中国模式的声音越来越多。这为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倡导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在这方面，中国应有所作为。

　　第八，应利用当前的时机积极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进而国际政治秩序和制度的民主化、合理化进程。长期以来，中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直呼吁改革现行的国际制度，加强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但在西方国家居于明显优势地位的情况下，这一进程没有明显的进展。此次危机则为加速推进国际秩序和制度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摘自《交大报》